“您在那儿？我不知道您还——我没想到您还会去剧院。哦，我是说，塔尔博特少校，”他坦白地说，“您不要生气。我承认我的确从您那儿获得了许多启示，它们帮助我成功地扮演了我的角色。但那只不过是个典型，您知道的——而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观众的热烈反应就说明了这一点。那家剧院半数的观众都是南方人。他们肯定了这个角色。”
“哈格雷夫斯先生，”少校仍然还站在那儿说道，“你对我的侮辱是不可宽恕的。你讽刺了我本人，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还利用了我的热情好客。要是过去我知道你根本不了解一个绅士的尊严意味着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先生，虽然我老了，我还是会和你决斗。请你离开这个房间，先生。”
这位演员有些不知所措，似乎还没完全理解这位老绅士所说的话。
“我很抱歉让您生气了，”他满怀歉意地说，“我们这儿看事情的方式和你们那儿的人不同。我还听说过，有的人为了能把自己的形象搬上舞台，得到观众的认可，宁愿变卖一半的家产。”
“可他们不是阿拉巴马人，先生。”少校傲慢地说。
“也许是这样。我的记性很好，先生；让我引用您的书里的几句话吧。在一次宴会上答祝酒辞时——我想那是在米利齐维尔——您说过这些话，还打算把它们打印出来：
“北方人完全毫无感情或是热情可言，除非感情能给他带来商业利润。对于任何有损于他自己或是他所爱的人的名誉的诋毁，只要不会造成钱财的损失，他都将毫无怨言地忍受。在慈善事业上，他出手大方慷慨；但必须得有人大张旗鼓地为他宣传，还要把他的事迹刻在铜匾上留作纪念。
“您认为这番描绘就比您昨晚看到的卡尔霍恩上校的形象更公正一些吗？”
“这段描写，”少校皱着眉头说，“不是毫无根据的。公开演说理应允许有一定的夸——一定的自由发挥。”
“公开演出时也是这样。”哈格雷夫斯答道。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少校丝毫不肯妥协，坚持说道，“这是对我个人拙劣的模仿和讽刺。我决不能坐视不理，先生。”
“塔尔博特少校，”哈格雷夫斯露出一丝胜利的微笑说道，“我希望您能理解我。我想让您知道我从没想过要侮辱您。对我的职业而言，所有的生活都属于我。我尽我所能的从中选取我所需要的，然后在舞台上把它们再现出来。现在，如果您愿意，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我来看您是为了别的事。这几个月来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现在我又要再次冒着惹您生气的危险了。我知道您现在缺钱用——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这种事情在公寓楼里是无法保密的——我希望您能允许我帮您渡过难关。我自己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这段时间我的收入还算不错，也存了些钱。我很乐意借您二百元——或是更多——直到您拿到——”
“住口！”少校手臂一挥命令道，“看来我的书上的确没说错。你以为你的金钱药膏就能治好所有荣誉受损的伤口。无论如何我都决不会接受一个泛泛之交的贷款；至于你，先生，我宁可饿死，也决不会考虑你为了缓和我们刚才的争论而提出的侮辱性的经济补偿。我再次请求你离开这个房间。”
哈格雷夫斯没再说些什么，离开了书房。就在那一天他也离开了公寓，瓦德曼太太在晚餐桌旁解释说，他搬到市区剧院附近的地方去了，在那儿《一朵木兰花》要上演一个星期。
塔尔博特少校和莉迪亚小姐的处境变得很危急。少校的犹豫不决使他在华盛顿找不到可以借款的人。莉迪亚小姐给拉尔夫叔叔写了封信，可这位亲戚手头也不宽裕，是否能提供帮助还很难说。少校不得不为拖欠的食宿费向瓦德曼太太表示歉意，含糊其辞地说是“别人拖欠了房租”和“汇款还没收到”。
解救来自于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途径。
一天下午，天色已晚，看门的女仆上来通报说有个老黑人想见塔尔博特少校。少校叫她把他领到他的书房。不久，一个年老的黑人就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帽子，鞠了个躬，一只脚还笨拙地擦着地板。他穿着一身十分体面的宽大的黑色套装。一双粗糙的大皮鞋闪着金属般的光泽，像是在暖房里擦亮的。浓密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应该是几乎全白了。黑人一旦过了中年，就很难估计出他的年纪了。这个人经历的岁月或许和塔尔博特少校差不多。
“您一定不认识我了，彭德尔顿老爷。”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听到这种熟悉的老式问候，少校站起身走了过去。毫无疑问，这一定是从前种植园里的一个黑人；但他们那时住得很分散，他也记不起他的声音或是模样了。
“我想我的确不记得了，”他温和地说——“除非你帮我回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