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比从后面出去了。她光着脚重重的脚步声还没在后面的走廊里消失，就听到一声狂乱的尖叫——我能肯定是英比的声音——这声音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回响着。接着又听到一个愤怒的男人低沉粗暴的声音，还夹杂着那姑娘不停的尖叫和叽里咕噜的说话声。
阿扎里亚·阿戴尔站起身走了出去，她既不吃惊也不激动。我听到那个男人低沉嘶哑的吵闹声持续了两分钟；接着又像是一阵咒骂和轻微的扭打，然后她平静地回到了她的椅子上。
“这房子很宽敞，”她说，“我租了一部分出去。我很抱歉恐怕不能请你吃茶点了。店里买不到我常用的那种茶叶。也许明天我就能在贝克先生那儿买到了。”
我肯定英比根本没有离开过这房子。我打听了一下电车路线就离开了。过了好半天我才想起来我还不知道阿扎里亚·阿戴尔的姓。不过明天再问也不迟。
就在那一天，我便开始陷入了这个平静的城市强加给我的罪恶。我在这里只呆了两天，可就在这两天里我就已经不知羞耻地在电报上撒了谎，还在一桩谋杀案里充当了犯罪之后的同谋——如果“犯罪之后”是准确的法律用语的话。
当我拐到离旅馆最近的那个街角时，那个穿着五颜六色、无与伦比的大衣的非洲马车夫一把拉住了我，打开他那四处奔走的石棺的牢门，掸了掸他的羽毛掸子，又耍起了老把戏：“进来吧，先生。马车很干净——刚从一个葬礼回来。只要五角钱就——”
接着他认出了我，咧开嘴大笑了起来，“对不起，老板；你就是今天早上刚和我分手的那位先生。真谢谢你了，先生。”
“明天下午三点钟我还要到八百六十一号去一趟，”我说，“如果到时候你在这儿，我就会要你驾车送我去。我想你该认识阿戴尔小姐吧？”我想到那张一元的钞票，很肯定地说。
“我以前给她父亲阿戴尔法官干过活，先生。”他回答道。
“依我看，她很穷，”我说，“几乎没什么钱，是吗？”
就在这一瞬间我又看到了塞蒂瓦约国王凶狠的表情，接着他又变成了那个敲竹杠的老黑鬼。
“她不会饿死的，先生，”他慢慢地说，“她还有接济，先生；她还有接济。”
“下一趟我付你五角钱。”我说。
“没错，先生，”他谦恭地回答说，“今天早上我是非得拿到那两元钱，老板。”
我回到旅馆，在打给杂志社的电报上撒了谎。我说：“阿·阿戴尔坚持每字要八分钱。”
回复是：“那就赶快答应她，笨蛋。”
晚餐前，温特沃斯·卡斯韦尔“少校”冲过来和我打招呼，就像是碰到了失散多年的朋友。我还很少能见到像他这样令人讨厌，却又不容易摆脱的人。他冲过来的时候，我正站在吧台边；因此我没法跟他说我不喝酒。我本来可以十分高兴地付账，希望能躲过第二巡酒；但是他却是那种卑劣的、吵闹的、喜欢吹牛的酒鬼，每次荒唐地挥霍掉一分钱时都必须得有铜管乐队和烟花伴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一元的钞票，那架势活像是要掏出个上百万来，然后把其中的一张扔在柜台上。我又一次看到了那张钞票，右上角上缺了一块，中间被撕开了，又用一条蓝色的棉纸粘了起来。又是我的那一元钱。不会有错。
我走到楼上的房间里。这个沉闷平静的南方城市的细雨和单调已经把我折腾得疲惫不堪，无精打采。我记得上床之前，我昏昏沉沉地念叨着：“这里似乎有不少人都拥有出租马车夫托拉斯的股份。股息付得也挺快。我想知道——”这才终于把那张神秘的钞票抛到脑后了。然后我睡着了。
第二天，塞蒂瓦约国王在老地方等我，在去八百六十一号的石子路上把我的骨头颠得够戗。他还要在那儿等着，等我办完事再把我一路颠回去。
阿扎里亚·阿戴尔看上去比前一天更苍白、更整洁、更虚弱了。她签完每字八分钱的合同之后，脸色显得更苍白了，从椅子上滑了下去。我没费多大力气就把她扶到那个古老的马鬃沙发上，然后跑到外面的人行道上，叫那个咖啡色皮肤的海盗去找个医生来。我没想到他会如此聪明，他知道要抓紧时间，赶忙丢下马车步行走上大街。不到十分钟，他就带着一个头发灰白、严肃能干的医生回来了。我用几句话（远远值不上每字八分钱）简短地向他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到这所神秘空荡的房子里来。他明白了事情的原由，严肃地点了点头，然后转向那个老黑人。
“恺撒大叔，”他冷静地说，“赶快到我家去，叫露西小姐给你一罐新鲜牛奶和半杯葡萄酒。快去快回。别赶车——跑去。这星期你最好再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