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杰萨明大街八百六十一号。”我说着，正准备走上马车。但那个黑人突然伸出又粗又长，像大猩猩一样的手臂拦住我。阴郁的大脸上随即流露出猜疑和敌意。很快地他又恢复了平静，殷勤地问道：“你去那儿干什么，老板？”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有些尖刻地问。
“没什么，先生，没什么。只不过那地方有些偏僻，很少有人去那儿办事。进来吧。座位很干净——刚从一个葬礼上回来，先生。”
大约走了有一英里半的路程才到达了目的地。除了那辆破旧的马车在高低不平的砖路上发出吓人的咔哒咔哒声之外，我听不到任何声音；除了蒙蒙细雨的味道之外，我也闻不出其他的气味。这会儿，细雨里还搀杂着煤烟的气味，以及类似于柏油和夹竹桃花混合在一起的气味。透过滴着雨水的车窗，我只能看到两排模糊的房子。
这个城市占地十平方英里；街道总长一百八十一英里，其中有一百三十七英里是铺平了的；供水系统总价二百万美元，主要管道总长七十七英里。
杰萨明大街八百六十一号是一幢破败的公寓。它矗立在离大街三十码远的地方，四周环绕着茂密的小树林和未经修剪的灌木丛。一排枝叶茂盛的黄杨几乎完全遮住了篱笆；大门是用一根绳索系在门柱和门口的第一根篱笆桩子上关起来的。可一旦你走了进去，你就会发现八百六十一号只是一个空壳，一个影子，一个昔日奢华和显赫的幽灵。不过，根据故事的发展，我还没走进去。
马车的咔哒声停了下来，疲倦的牲口也歇息起来，我递给车夫五角钱，还额外给了二角五分的小费，正觉得自己很大方，他却不肯收下。
“是两元钱，先生。”他说。
“怎么回事？”我问道，“我明明听到你在旅馆门口喊：‘随你到哪儿，只要五角钱。’”
“是两元钱，先生，”他倔强地重复着，“从旅馆到这儿可有好长一段路。”
“这还是在城里，明明还是在城里，”我辩驳着，“别以为你碰上了一个傻瓜北方佬。你看到那边的那些小山了吗？”我指着东边，接着说（因为下着小雨，其实我自己也根本看不到那些小山），“你瞧，我就是在那边出生长大的。你这个愚蠢的老黑鬼，难道你连人都分辨不清吗？”
塞蒂瓦约国王冷酷的脸显得稍微柔和了些。“你是南方人吗，先生？我想大概是你的鞋子把我给搅糊涂了。南方的绅士可不会穿这么尖的鞋子。”
“那么，五角钱应该够了吧？”我毫不让步地说。
先前那种贪婪而敌视的神情又回到了他的脸上，停留了大约十秒钟便消失了。
“老板，”他说，“本来是五角钱；但我要收两元钱，先生；我非得收两元钱。这不是在强迫你，先生；我已经知道你是哪儿的人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今晚我非得拿到这两元钱，生意也不太好。”
他阴沉的面孔显得沉着而自信。这回他格外地走运。他碰上的不是一个对车费价格一无所知的傻瓜，而是一个大方的施主。
“你这个该死的老家伙，”我说着，把手伸进口袋，“该把你交给警察处置。”
我第一次看到他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他早就知道；他早就知道了。
我递给他两张一元的钞票。就在我递给他的时候，我注意到其中的一张显然曾经历过不少风浪。右上角缺了一块，中间曾经被撕开过，现在又粘好了。一条蓝色的棉纸粘在撕破的地方，维持了它的流通性。
关于这个非洲强盗的事已经说了不少了：让他心满意足之后，我离开了他，拉起那根绳子，打开了那扇咯吱作响的大门。
这房子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只是个空壳子。显然有二十多年没有油漆刷子碰过它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大风没有把它像掀纸牌搭的房子一样掀翻，直到我又打量了一下紧紧地拥抱在它四周的树，我才明白过来——那些树曾经目睹过纳什维尔战役，如今依然伸出它们的枝桠庇护着它，替它遮挡暴风雨、敌人和寒冷。
阿扎里亚·阿戴尔接待了我。她出身名门，五十岁左右，头发灰白，身体瘦弱，就像她住的这所房子一样，她穿着我所见过的最便宜、最干净的衣服，举止就像皇后一样优雅。
会客室看上去足有一英里见方，几乎没有什么摆设，所以显得空空荡荡的，只有没上漆的松木书架上摆着几排书，一张裂了缝的大理石面桌子，一块破地毯，一个光秃秃的马鬃沙发和两三把椅子。是的，墙上还挂着一幅画，是一束三色堇的彩色蜡笔画。我朝四周看了看，想找找看有没有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曾任美国将军，美国第七任总统。的画像和挂着的松果篮子，却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