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为专制之国言之耳。若夫立宪之国，则一治而不能复乱，专制之国，遇令辟则治，遇中主则衰，遇暴君即乱，即不遇暴君，而中主与中主相续，因循废弛之既久，而亦足以致乱，是故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历观中国数千年致乱之道，有乱之自君者，如嫡庶争立、母后擅权、暴君无道等是也。有乱之自臣者，如权相篡弑、藩镇跋扈等是也。有乱之自民者，或为暴政所迫，或为分饥馑所驱，要之皆朝廷先乱然后民乱也。若立宪之国，则无虑是，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而岂有佥壬得乘隙以为奸者乎，大臣之进退，一由议院赞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之，岂有操莽安史之徒，能坐大于其间者乎？且君主之发一政施一令，必谋及庶人，因国民之所欲，经议院之协赞，其有民所未喻者，则由大臣反覆宣布于议院，必求多数之共赞而后行，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议院，更张而利便之，而岂有民之怨其上者乎？故立宪政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馆阁颂扬通语，动曰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若立宪政体真可谓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矣，即如今日英、美、德、日诸国，吾敢保其自今以往，直至天荒地老，而国中必无内乱之忧也。然则谋国者亦何惮而不采此政体乎？吾侪之昌言民权，十年于兹矣，当道者忧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兽然，此无怪其然也。盖由不知民权与民主之别，而谓言民权者必与彼所戴之君主为仇，则其忧之嫉之畏之也固宜，不知有君主之立宪，有民主之立宪，两者同为民权，而所以驯致之途，亦有由焉。凡国之变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使英人非虐待美属，则今日之美国，犹澳洲、加拿大也。使法王非压制其民，则今日之法国，犹波旁氏之朝廷也。故欲翊戴君主者，莫如兴民权。不观英国乎？英国者，世界中民权最盛之国也，而民之爱其皇若父母焉，使英廷以畴昔之待美属者待其民，则英之为美续久矣。不观日本乎?日本者，亚洲民权滥觞之国也，而民之敬其皇若帝天焉。使日皇如法国路易第十四之待其民，则日本之为法续久矣，一得一失，一荣一瘁，为君者宜何择焉，爱其君者宜何择焉？
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与理势为敌，譬犹以卵投石，以蜉撼树，徒见其不知量耳。昔距今百年以前，欧洲各国，除英国外，皆专制也。压之既极，法国大革命，忽焉爆裂，声震天地，怒涛遂波及全欧，民间求立宪者，各国皆然，俄、普、奥三国之帝，结同盟以制其民，有内乱则互相援助，而奥相梅特涅，以阴鸷狡悍之才，执欧洲大陆牛耳四十年，日以压民权为事，卒不能敌，身败名裂，距今五十年，顷而全欧皆立宪矣。尚余一土耳其，则各国目之为病夫，日思豆剖而瓜分之者也，尚余一俄罗斯，虽国威赫赫于外，然其帝王之遇刺者三世矣，至今犹恹郝地，寝息不安，为君之难，一至于此，容何乐耶？故百年以来，地球各国之转变，凡有四别，其一，君主顺时势而立宪法者，则其君安荣，其国宁息，如普、奥、日本等国是也。其二，君主不肯立宪，民迫而自立，遂变为民主立宪者，如法国及南美洲诸国是也。其三，民思立宪，君主不许，而民间又无力革命，乃日以谋刺君相为事者，如俄罗斯是也。其四，则君民皆不知立宪之美，举国昏蒙，百政废弛，遂为他族夷而灭之者，如印度、安南诸国是也。四者之中，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不待智者而决矣。如彼普、奥之君相，初以为立宪之有大害于己也，故出死力以争之，及既立宪之后，始知非惟无害，又大利焉，应爽然失笑，悔前者之自寻烦恼矣。然犹胜于法国之路易第十六，欲悔而无及也，今西方之嬗代，既已定矣，其风潮遂环卷而及于东土，日本得风气之先，趋善若渴，元气一立，遂以称强。中国彼昏日醉，陵夷衰微，情见势绌，至今而极矣。日本之役一棒之，胶旅之警一喝之，团匪之祸一拶之，识者已知国家元气为须臾不可缓，盖今日实中国立宪之时机已到矣，当局者虽欲阻之，乌从而阻之，顷当局者既知兴学育才之为务矣。学校中多一少年，即国民中多一立宪党。何也？彼其人苟有爱国心而略知西人富强所由来者，未有不以此事为第一义也。故中国究竟必与地球文明国同归于立宪，无可疑也。特今日而立之，则国民之蒙福更早，而诸先辈尸其功，今日而沮之，则国家之进步稍迟，而后起者为其难，如斯而已。苟真有爱君爱国心者，不可不熟察鄙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