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参考她的行状和她的信稿，她的生平事实不过如此：
李超原名惟柏，又名惟璧，号璞真，是广西梧州金紫庄的人。她的父母都早死了，只有两个姊姊，长名惟钧，次名□□。她父亲有一个妾，名附姐。李超少时便跟着附姐长大。因为她父母无子，故承继了她胞叔榘廷的儿子，名惟琛，号极甫。
她家本是一个大家，家产也可以算得丰厚。她的胞叔在全州做官时，李超也跟着在衙门里，曾受一点国文的教育。后来她回家乡，又继续读了好几年的书，故她作文写信都还通顺清楚。
民国初年，她进梧州女子师范学校肄业，毕业时成绩很好。民国四年她和她的一班同志组织了一个女子国文专修馆。过了一年，她那班朋友纷纷散去了，她独自在家，觉得旧家庭的生活没有意味，故发愤要出门求学。她到广州，先进公立女子师范，后进结方学堂；又进教会开的圣神学堂，后又回到结方，最后进公益女子师范。她觉得广州的女学堂不能满意，故一心要想来北京进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民国七年七月，她好容易筹得旅费，起程来北京。九月进学校，初做旁听生，后改正科生。那年冬天，她便有病。她本来体质不强，又事事不能如她的心愿，故容易致病。今年春天，她的病更重，医生说是肺病，她才搬进首善医院调养。后来病更重，到八月十六日遂死在法国医院。死时，她大约有二十三四岁了。（行状作“年仅二十”，是考据不精的错误。）
这一点无关紧要的事实，若依古文家的义法看来，实在不值得一篇传。就是给她一篇传，也不过说几句“生而颖悟，天性孝友，戚称善，苦志求学，天不永其年，惜哉惜哉”一类的刻板文章，读了也不能使人相信。但是李超死后，她的朋友搜索她的遗稿，寻出许多往来的信札，又经她的同乡苏甲荣君把这些信稿分类编记一遍，使她一生所受的艰苦，所抱的志愿，都一一的表现分明。我得读这些信稿，觉得这一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迹很有作详传的价值，不但她个人的志气可使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她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所以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
李超决意要到广州求学时，曾从梧州寄信给她的继兄，信中说：
计妹自辍学以来，忽又半载。家居清闲，未尝不欲奋志自修。奈天性不敏，遇有义理稍深者，既不能自解，又无从质问。盖学无师承，终难求益也。同学等极赞广州公立女子第一师范，规则甚为完善，教授亦最良好，且年中又不收学费，如在校寄宿者，每月只缴膳费五元，校章限二年毕业。……广东为邻省，轮舟往还，一日可达。……每年所费不过百金。侬家年中入息虽不十分丰厚，然此区区之数，又何难筹？……谅吾兄必不以此为介意。……妹每自痛生不逢辰，幼遭悯凶，长复困阨。……其所以偷生人间者，不过念既受父母所生，又何忍自相暴弃。但一息苟存，乌得不稍求学问？盖近来世变日亟，无论男女，皆以学识为重。妹虽愚陋，不能与人争胜，然亦欲趁此青年，力图进取。苟得稍明义理，无愧所生，于愿已足。其余一切富贵浮华，早已参透，非谓能恝然置之，原亦知福薄之不如人也。……若蒙允诺，……匪独妹一生感激，即我先人亦当含笑于九泉矣。战栗书此，乞早裁覆。
这信里说的话，虽是一些“门面话”，但是已带着一点呜咽的哭声。再看她写给亲信朋友的话：
前上短章，谅承收览。奉商之事，不知得蒙允诺与否。妹此时寸心上下如坐针毡，……在君等或视为缓事，而妹则一生苦乐端赖是也。盖频年来家多故。妹所处之境遇固不必问及。自壬子□兄续婚后，嫌隙愈多，积怨愈深，今虽同爨，而各怀意见。诟谇之声犹（尤）所时有。其所指摘，虽多与妹无涉，而冷言讥刺亦所不免。欲冀日之清净，殊不可得。去年妹有书可读，犹可借以强解。近来闲居，更无术排遣。……锢居梧中，良非本怀。……盖凡人生于宇宙间，既不希富贵，亦必求安乐。妹处境已困难，而家人意见又复如此。环顾亲旧无一我心腹，因此，厌居梧城已非一日。……这信里所说，旧家庭的黑暗，历历都可想见。但是我仔细看这封信，觉得她所说还不曾说到真正苦痛上去。当时李超已二十岁了，还不曾订婚。她的哥嫂都很不高兴，都很想把她早早打发出门去，他们就算完了一桩心事，就可以安享她的家产了。李超“环顾亲旧，无一心腹”，只有胞姊惟钧和姊夫欧寿松是很帮助她的。李超遗稿中有两封信是代她姊姊写给她姊夫的，说的是关于李超的婚事。一封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