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新诗写作开始于1916年前后，至此到1918年，是郭沫若新诗写作的尝试期。这个时期，郭沫若受国内外大事的冲击，尤其是十月革命和接踵而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的郭沫若虽远在日本的博多湾上，却强烈地感受到时代浪潮的冲击，他迅速迎来了自己新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文学史家们习惯上把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视为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这时期郭沫若写诗大多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一时尚未引起诗坛足够的重视。到了1921年8月，郭沫若把此前发表的白话新诗结集为《女神》出版，一下子在诗坛产生广泛的影响，一时间诗名盖过了胡适等人。郑伯奇当即著文，说《女神》“挺然露出她那优秀的资质，实在是新文坛的一件可喜的事!出版界一件可喜的事!”(《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8月21日评论栏)也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他的《女神》一问世，就急遽地结束了五四诗坛上的‘胡适的时代’，开一代诗风，引领着新诗走上新的里程。五四诗歌革命，只有到了《女神》‘异军突起’，才充分显示出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威力，新诗阵地才有了主将。”黄曼君先生说：郭沫若“开一代诗风，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
继《女神》之后，郭沫若又写了《星空》、《瓶》、《前茅》三种。此后郭沫若的诗在题材上更加丰富，思想上的时代感保持了原有的追求。郭沫若的一生创作的诗歌超过一千首，出版的诗集，除选集、合集外，仅专集就达十二种之多。不仅如此，郭沫若还写了大量的旧体诗，这些旧体诗，同样体现了郭沫若的浪漫情怀，体现了郭沫若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主张。
但郭沫若一生的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其《女神》了。实际上，《女神》不仅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最重要的收获，也是中国新诗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20世纪白话新诗留给后人的重要文化遗产，它构成了中国新世纪诗歌发展的重要的文学资源。首先，《女神》成功地将时代的需要与诗人自身的创作个性，进行了有机的统一。《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是“开辟鸿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这个“自我形象”与祖国、民族、时代思潮紧紧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极强的时代意识和时代追求。这个“自我形象”是一个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精神的新人，他追求个性解放，崇拜自我，追求自由。“《女神》的魅力及其不可重复性，正是在于它所达到的民族(与个体)精神及作家写作的自由状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其次，《女神》也是作者个人内心世界的真实袒露。田汉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谈到郭沫若的《女神》时说，“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呵，我爱读你这样纯真的诗。”郭沫若用自己激情澎湃的诗句，表达了自己的爱与恨，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和主张，这正是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色在诗人笔下的体现，也体现了诗人个体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再次，《女神》所表现的丰富而大胆的想象力及其所创造的自由诗的形式，为白话新诗艺术表现的丰富多样，提供了可能性。与《女神》火山爆发式的激情与粗粝狂放的格调相适应，作者在选择表现意象时，对那些有着巨大规模、面积、体积、威力的意象更感兴趣，从而构筑了《女神》独具特色的意象群。这个意象群包括神话意象、自然意象、社会意象及文化意象等，这一意象群在总体上给人以崇高雄伟的审美体验。与此同时，郭沫若夫子自道的“自由诗体”，在《女神》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他说：“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实际上，郭沫若在具体的写作中，注意了句式的整齐与内在律动的和谐，在诗的节奏等方面，有着自己的探索，这使得闻一多不禁称道说：“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