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助手们可能想到了这个主意，如今他们正在实施这个主意。他们把柜子平放在地上，把全部公文都塞了进去，然后和米齐一起坐在柜门上，现在正试图用这样的办法把文件慢慢压进去。
“那份公文没找到，”村长说，“可惜，可是事情的经过您已经知道啦，本来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份文件，况且它肯定还会被找到的，它大概在教师那儿，他那儿还有很多公文。可是你拿着蜡烛过来吧，米齐，跟我一起读读这封信。”
米齐过来，她坐在床沿上，偎在这个强壮的充满生命力的男人身旁，让男人搂着她，这时她更显衰老，更不显眼了。只有她那张小脸现在在烛光下颇引人注目，现出清晰严峻，只因年老体衰才显和缓的线条。
她刚看一眼那信，便轻轻互握双手，“克拉姆的。”她说。然后他们一起读这封信，互相耳语了几句。最后，当两个助手终于关紧柜门、米齐默默向他们投去感谢的一瞥时，村长说：“米齐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现在我可以大胆说出我的看法了。这封信根本不是什么公函，而是一封私人信件。从‘非常尊敬的先生’这个抬头分明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外信中没有一句说您已经被录用为土地丈量员的话，而只是一般地谈到为伯爵大人供职，而且连这话也说得没有约束力，而是您只是‘如您所知’被录用了，这就是说，您已被录用这一点要由您来证明。最后官方只让您来找我这个村长，让我作为您的顶头上司来告诉您一切详情，这件事大体上也已经做了。对于一个懂得阅读公函，因而也就更善于阅读非官方信件的人来说，这一切再清楚不过了；您，一个外乡人，不懂得这一点，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总的来说，这封信的意思无非是说，要是您被录用为伯爵大人效劳，克拉姆本人愿意关照您。”
“村长先生，”K．说，“这封信您诠释得这么好，所以也就没什么不明白了的，最后只剩下一页白纸上的这个签名。您不觉得，您这样解释是贬低了您口口声声说要尊重的克拉姆的名声吗?”
“您误会了，”村长说，“我并不是认不清这封信的意义，我没有用我的诠释来贬低它，而是相反。一封克拉姆的私人信件当然有着比一份公函重要得多的意义，可是您赋予它的那种意义它恰恰没有。”
“您认识施瓦尔策吗?”
“不认识，”村长说，“米齐，也许你认识?也不认识。不，我们不认识他。”
“这就奇怪了，”K．说，“他是一位副总管的儿子。”
“亲爱的土地丈量员先生，”村长说，“我怎么会认识所有副总管的所有的儿子呢?”
“好吧，”K．说，“那您就得相信我说的，承认他就是一位副总管的儿子。在我到达的当天我就和这个施瓦尔策吵了一架。随后他就打电话询问一个名叫弗里茨的副总管，得到的答复是我已经被录用为土地丈量员了。这您又怎么解释呢，村长先生?”
“很简单，”村长说，“您就是还从未真正和我们的当局接触过嘛。
所有这一场接触全都只是表面上的，可是您却由于对情况无知竟将它们信以为真了。至于说到电话，您看，我和当局在公务上的联系怎么说也是够多的了吧，我这儿没有电话。在酒店一类地方电话可能颇有用处，就像一只八音盒那样，更大的作用也就没有了。您在这里打过一回电话了吗，嗯?这一下您也许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在城堡里电话显然很管用，我听人说过，那么电话不断，这当然使工作进度加快许多。这种连续不断的打电话在我们这儿的电话机里听起来就是沙沙声和歌唱声，这您一定也听见过。但是这种沙沙声和这种歌唱声却是这儿的电话机向我们传送的唯一正确和可信的东西，其他一切全都是虚假的。与城堡没有专线联系，也没有总机接转我们的电话；如果有人在这里给城堡里的人打电话，那边最下一级的办事部门的所有电话机就响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所有的电话机都会响起来，如果不是如我确切知道的那样几乎所有电话机上的音响装置都已关掉的话。但是有时一个疲惫的公职人员要散散心——尤其是在晚上或夜间——就打开这音响装置，于是我们就得到一个答复，当然这答复不过是一句玩笑话而已。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嘛。谁好意思为了个人的琐屑小事打电话进去干扰那些极为重要、总是繁忙仓促的公务呀。我也不明白，怎么连一个外乡人也会以为，他譬如给索尔蒂尼打电话，给他回话的人也真的就是索尔蒂尼。其实很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部门的一个小秘书。反过来说，在特定的时刻倒也会有打电话给小秘书回话的却是索尔蒂尼本人这样的事。那时当然是趁着对方还没开腔说话就从电话机旁跑开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