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很严格，”村长说，“但是您严格一千倍，与当局要求自己的严格相比，您的这种严格仍然还是算不上什么。只有一个十足的外乡人才能提出您这样的问题。有没有监督机构?只有监督机构。不过，它们设立这些监督机构不是为了在一般字面意义上查出差错，因为差错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一个差错，像在您这件事上，谁可以断然地说这是一个差错呢。”
“这倒全然都是新鲜事。”K．嚷嚷。
“对我来说这是老生常谈，”村长说，“我跟您没有多大不一样地自己就确信出了一个差错了，索尔蒂尼由于对此感到绝望而大病了一场，对于揭示错误根源有功的第一批监督机关也认识到了这个差错。但是谁可以断言第二批监督机关会作出同样的判断并且第三批以及以后的几批也会作出同样的判断呢?”
“也许是吧，”K．说，“不过我宁愿还是不介入这样的考虑，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些监督机关，当然还不可能了解它们。可是我认为，这里必须区分两种情况，第一是这些机关内部发生的事以及又可以从公务的角度作出这样或那样理解的事，第二是我这个具体的人，我，我置身在公职机关之外，面临着受到这些公职机关损害的威胁，这一损害也许会如此荒谬，以致我还一直不能相信真正存在这种危险。村长先生，您凭令人称奇的渊博知识所讲述的这些话大概适用于前者，可是现在我也想听您说说我。”
“我这就来说，”村长说，“可是如果我不还先说几句，您就会听不懂的。现在我提及监督机关，这就已经是未雨绸缪。我再回过头来谈谈跟索尔蒂尼的分歧。如上所述，我的抗拒在渐渐减弱。但是索尔蒂尼哪怕比某个人只是略占上风，他也就已经获胜了，因为这时他办起事来精力更集中，精神更饱满，指挥更若定，他对于受攻击者来说是一个可怕的人，对于受攻击者的敌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人。只因为我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也已经历过这后一种情形，所以我才能以像现在这样的态度讲他。顺带说及，我还从来未能和他谋过面，他不会下来的，他工作太繁忙，有人给我描述过他的房间，说四壁都堆满了一捆捆摞在一起的公文柱子，那只是索尔蒂尼正在处理的公文，由于不断地从这些文件堆中取出文件、放进文件，而且一切都做得非常仓促，所以这些柱子不断地倒塌下来。正是这种持续不断、一阵紧接着一阵的哗啦声成了索尔蒂尼办公室的典型特征。是呀，索尔蒂尼是个干实事的人，事无巨细，他都一丝不苟。”
“村长先生，”K．说，“您总说我的事是最小的事，可是它已经忙坏了许多公职人员，即使它开始时也许是很小的事，可是由于像索尔蒂尼先生这样的公职人员的努力它已经变成一件大事了。我感到遗憾，这是很违背我的本意的；因为我不敢奢望，让关于我的卷宗堆成高大柱子并倒塌下来，我只想作为小小土地丈量员在一张小绘图桌旁安安静静地工作。”
“不，”村长说，“这不是大事，在这方面您没有理由抱怨，这是普普通通、司空见惯的小事中的一桩。工作量的大小并不决定事情的级别，如果您这样认为的话，那您对当局的了解可就太皮毛了。但是即使要取决于工作量的话，您的事情也是最微不足道的，普普通通的事情，那些没出所谓的差错的事情，它们的工作量大得多，做起来成效也大得多。再者说了，您还根本不知道您的事情所引起的实际上的工作，我现在就来讲给您听听吧。索尔蒂尼起先不让我过问这件事，但是他的手下人来了，在贵宾酒家天天对有声望的村民进行查询并作记录。大多数人都站在我一边，只有几个人产生疑心，土地丈量员问题与农民休戚相关，他们嗅出可能有什么秘密协议和不公正行为，而且还找到了一个领头的人，而索尔蒂尼则一定是听了他们陈述便确信，假如我曾把这问题提交村委会讨论的话，那么不会所有的人都反对聘用一个土地丈量员的。所以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因为不需要土地丈量员嘛——至少被说成是一件可疑的事了。这方面有一个名叫布伦斯维克的人表现尤为特出，您大概不认识他，他也许不坏，但愚蠢和喜欢想入非非，他是拉泽曼的一个妹夫。”
“那个制鞋匠的?”K．问并描述了他在拉泽曼家见到的那个大胡子的长相。
“是的，是他。”村长说。
“我也认识他的妻子。”K．有些随意地说。
“这有可能。”村长说，随后便沉默不语。
“她长得美，”K．说，”就是脸色有点儿苍白，病恹恹的。她大概是城堡里的人吧?”这句话带着一半询问的口吻。
村长看看钟，把药水倒在一把汤匙里，然后一口吞下。
“您大概只认得城堡里的那些办事机构吧?”K．粗暴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