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村长嚷道，“米齐，请你快点找！不过我也可以先不用文件给您讲讲事情的经过。刚才我谈到的那份公函，我们接到后立刻回复上面表示感谢，说是我们不需要土地丈量员。可是这一回函看来没有送到原来的那个部门，我姑且叫它A部，而是误送到另一个部门B了。所以A部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但是可惜B部也没有收到我们的完整回信。也许是回信的信瓤儿落在我们这儿了，要不就是它在途中丢失了——肯定不是部门本身丢失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反正B部收到的也只是装公函的一个信封儿，信封上什么也没写明，只注明了封套内所装的、可惜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文件涉及聘任土地丈量员一事。这时A部在等候我的回函，它虽然已将这事记录在案，但是正如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地常常发生并且即使办事一丝不苟也在所难免的那样，那位办事员相信我们一定会答复，他相信他然后就可以要么聘请土地丈量员，要么按照需要就此事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所以他就疏忽了记录，整个儿这件事就被他忘得一干二净。可是在B部公函封套到了一位以办事认真出名的办事员手中，他叫索尔蒂尼，一个意大利人，连我这个知道内情的人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像他这样能干的人会被安置在这个几乎是最低的职位上。这个索尔蒂尼自然把空公文套寄回给我们要求补上信瓤儿。但是从A部发出那第一份公函到现在，如果说不是已经过了好几年，也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这可以理解，因为如果一如通常那样，一份文件送对路，尽管它最晚一天送达有关部门也会在当天就会被处理，但是如果它一旦送错路，由于有完善的组织它寻找这条错误的路简直得费好大劲呢，否则它找不到这条错路的，如果这样，那，那当然就要拖很久很久了。所以当我们收到索尔蒂尼的便函时，我们就只能还隐隐约约地记起这件事来，当时我们只有两个管事的人，米齐和我，当时还没把教师分配给我，副本我们只保存最重要的事情的——简短地说，我们只能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我们对这样一件招聘的事一无所知，我们并不需要土地丈量员。”
“可是，”说到这里村长打住，仿佛他热心叙述把话扯远了似的，或者仿佛他至少可能扯远了似的，“这事您听了不觉得无聊吧?”
“不，”K．说，“它让我解闷。”
村长随即说：“我讲这个不是为了给您解闷。”
“这之所以给我解闷，”K．说，“仅仅是因为我窥见了这种可笑的混乱状态的一斑，它也许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呢。”
“您还没有窥见到，”村长正色道，“我可以给您继续讲下去。一个索尔蒂尼这样的人对我们的答复当然不会满意。我钦佩这个人，虽然他让我感到头疼。因为他不信任每一个人，即使他譬如经过无数次接触知道某人是最可信赖的，下一回遇到什么事他还是不信任此人，就好像他根本不认识此人，或者更正确地说，就好像他知道这个人是无赖。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一个公职人员必须这样行事，可惜我的天性使我无法遵循这个原则，您看到了，我向您，向一个陌生人把底儿全亮出来了，我就是没有别的办法。而索尔蒂尼却对我们的回信立刻产生了疑虑。于是就有了一连串频繁的书信来往。索尔蒂尼问我为什么突然想到不要聘用土地丈量员了，我借助米齐的好记性回答说，最初的建议是办公厅自己发出的(那是另一个部门，这一点我们当然早就忘记了)。索尔蒂尼又问：我为什么现在才提及这份公函，我回答说：‘因为我现在才想起它来。’索尔蒂尼说：
‘这就很奇怪了。’我说：‘对一件拖了这么久的事情来说这根本就不奇怪。’索尔蒂尼说：‘这件事就是奇怪，因为我已经想起来了的这份公函并不存在。’我说：‘它当然不存在，因为全部公函已经丢失。’索尔蒂尼说：‘可是那就一定会有一条有关那第一份公函的记录，可是不存在这样的记录呀。’我一时语塞，因为索尔蒂尼的部门出了一个差错了，这话我既不敢断言也不敢相信。土地丈量员先生，您也许会在心里埋怨索尔蒂尼，心想他听了我的话至少可以去向别的部门问问这件事的呀。但是若要是这样做了，那恰恰就不对了，我不想看到，在这个人身上哪怕只是在您的心里留有一个瑕疵。压根儿不考虑有出差错的可能，这是当局的一个工作原则。这条原则因整个机构组织严密而合乎情理，它是必要的，如果要想达到极高的办事效率的话。所以索尔蒂尼根本不可以去向别的部门查询，而且这些部门也绝不会回答他的，因为它们马上就会察觉这是调查一个可能发生的差错。”
“请允许我，村长先生，打断您的话，向您提一个问题，”K．说，“您先前不是提到过一个监督机构吗?照您所说的来看，管理工作尽善尽美，所以一想到会没有监督，这就会让人感到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