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料到，就在这扇窗前，屡屡可以碰上他们，看着他们坐在那儿，无所适从地向外望着胡同，而这律师则坐在办公桌前，审理着案卷，帮他们出谋划策。再说吧，恰恰在这种场合，人们会看到那些先生何等严肃地对待他们的职业，看到他们遇到自身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又会陷入多么沮丧的地步。他们的处境说来并不容易。如果把他们的处境看得很容易，那对他们就不公平了。法院的等级层层向上，漫无止境，甚至连内行也难以弄清楚。可法庭上的诉讼程序一般也对低一级官员保密，因此，他们连自己正在处理的案子也几乎难以全弄明白下一步怎样进行，也就是说要审理的案子出现在他们的案头上，而他们往往既不知道这案子来自何方，也不晓得将传到哪儿去。这么说来，那些官员错过了可以从研究诉讼的各个阶段、最后的裁决及其理由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机会。他们只能囿于审理法律限定给他们的诉讼部分，至于后来的情况怎样，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办案的结果如何，往往比辩护律师知道得还少。辩护律师通常始终跟被告保持着联系，差不多一直到诉讼结束。那么，也就是在这一方面，他们可以从辩护律师那儿获取好些很有价值的情况。当K留心到这一切时，就不会再因为那些法官有时候会冲着当事人侮辱性地——谁都会有这种感受——发泄出神经过敏的脾气而感到大惊小怪了。所有的官员无不神经过敏，无论他们显得多么镇定自若。不用说，尤其是那些小律师首当其冲。比如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很能披露这种真相：
有一位年高资深、为人善良、心平气和的法官，他接手了一桩难办的案子，特别由于律师呈递了辩护书，案子变得错综复杂。他整整仔细琢磨了一天一夜，——那些法官办事确实孜孜不倦，没有人能比得上。就这样，他苦苦干了二十四个钟头，大概毫无成效。到了第二天清晨，他走到大门口，躲在门后，把要进来的律师一个个都推下阶梯去。那些律师们聚集在下面的楼梯口上，商量着该怎么办；一方面，他们没有真正的权力可以进去，因此，从法律上来说，他们几乎无法对这法官采取任何行动，而且，就像前面已经提过的，一定要谨慎行事，免得冒犯了法官们。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一天进不了法院就意味着一天的损失，因此，他们又极力想挤进去。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要对这老先生施以疲劳战。于是，律师们轮流一个接着一个冲上楼梯，尽量拉开不过于消极抵抗的架势，听凭法官又给推下来，落到站在楼梯口的同事们的怀抱里。这样持续了差不多一个钟头，那位由于通宵工作已经筋疲力尽的老先生便感到支持不住了，只好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站在下面的律师开头还不敢相信，便指派了一个人上去看看门背后还有没有人。然后他们才走了进去。据说他们进去后连轻轻嘀咕一声都不敢。律师们——就连那些最不起眼的律师至少说也能够部分地看清法院的状况——绝不会自愿提出对法院实行或者实施什么样的改进。相反，几乎每个被告，即便是头脑非常简单的被告，只要一涉足到诉讼里，就开始考虑起改进的建议，因此往往耗费了可以更好地留作他用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十分普遍的。惟一理智的做法就是听凭现状。即使说改进细小问题有可能——不过这么想也是愚不可及的——，可取得的一点好处也至多不过是对以后的案子有利，而提出改进建议的人反而会给自己招惹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他因此惹起了那些始终蓄意报复的法官的特别注意。千万不能引起他们对你的注意!要安之若素，不管事情多么违背自己的意愿!要力图去认识，这个庞大的法院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说永远处在一种微妙的状态中，人们虽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位置上改变些什么，可因此也毁掉了自己的立脚之地，到头来会跌个粉身碎骨。相反，这个庞大的机构则会给自身在另外的地方——其实一切都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为这个小小的扰动，轻而易举地寻求到补偿，从而保持平衡，甚至很可能变得更加封闭，更加严酷，更加残忍。既然你把事情托付给了律师，就不要去制造干扰。指责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尤其是在自己都不能让人理解自己指责的原因的全部意义所在时更是如此。但是，这里倒有必要指出，K对待法院书记官的无礼行为，对他的案子带来了多少损害。这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差不多可以从那些多少有可能为K帮忙的人的名单上划掉了。就是有人顺便提起这桩案子，他显然有意听而不闻。在好多方面，法官们真的跟小孩子一般，他们往往会为区区小事——只可惜K的行为当然不属于这类小事——而大动肝火，甚至跟好朋友也反目，见了他们就扭头躲开，并且千方百计故意跟他们作对。可是，过后说不定什么时候，事情会来得出人意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契因，只是因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就会引逗得他们开怀大笑，于是便跟你重归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