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以前，这房间地板上就穿了个洞，虽然没有大到能掉下一个人去，可也足够让人陷进一条腿去。律师办公室位于阁楼的上层，所以只要有人一跌进去，他的腿就会穿过洞悬吊在阁楼的下层，也就是说正好挂在当事人等候传讯的走廊上方。如果在律师圈里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丢脸，这并非言过其实。任凭律师们怎么向法院管理部门反映，丝毫也没有结果，况且还严格禁止律师自己出钱对办公室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变。但是，法院这样对待律师自有考虑，那就是尽量不让辩护律师插手，一切都应该由被告自己承担起来。这种立场固然不无道理，但如果由此得出被告在法庭上不需要辩护律师的结论的话，那似乎是大错特错了。相反，这个法庭比任何别的法庭都更需要有律师来插手。一般说来，诉讼过程不仅对公众保密，而且对被告亦是如此。当然，尽管说保密只是就可能的范围而言，但保密的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大的。由于被告也无法了解法庭的案卷，要从审讯中推断出审讯所依据的材料谈何容易，尤其是被告有案在身，囿于各种各样使他分散精力的忧虑之中，于是，这里就需要有辩护律师来插手。审讯时一般不允许辩护人在场，因此，他们就得在审讯过后，也就是说，尽可能快地在审讯室的门口向被告询问审讯的情况，从那些往往乱作一团的谈话里梳理出对辩护有用的东西来。可是，这并不是最顶用的，通过这种方式不可能得到许多东西。当然，这儿同别处一样，有能耐的人会比别人多获得一些。尽管如此，最重要的还是律师的私人关系，辩护的主要价值就在于此。K现在肯定已经从亲身经历中发现，法院最底层的组织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玩忽职守的和贪图贿赂的大有人在，这个严密的司法制度因此出现了相当多的漏洞。于是，一大群律师就从这儿挤了进去，行贿受贿，打探虚实，甚至发生案卷被盗事件，至少从前有过这样的事。不可否认，对被告来说，这种方法，一时可以获得一些甚至令人惊叹的有利结果。那帮小律师因此四处自鸣得意，大肆吹嘘，吸引新的委托人。但是那些玩艺儿对于案件的进一步发展不是无济于事，就是适得其反。唯独真诚的私人关系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也就是说跟较高级的官员的私人关系，这里当然指的只是低层里的较高级的官员。只有借着这种关系，才能对诉讼过程施加影响，即使开始难以觉察，但是往后会越来越明显。当然，能有这种关系的律师则寥寥无几，说来K的选择是很幸运的。
不过也许就那么一两个律师能够夸口说他们有像胡尔德那样的关系。不用说，这些人不屑去理睬坐在律师办公室里的那一帮家伙，跟他们也毫无关系，相反跟法院官员的联系就更加密切。胡尔德博士甚至用不着每次都去法院，在预审法官的接待室里恭候着法官的偶然出现，看着他们的脸色取得一点大多只流于表面的收获，或者压根儿连这个也不是。不，他用不着这样，K已经亲眼看到了，那些官员们，其中不乏身居高位者，自己找到胡尔德博士门上了，自愿提供公开的或者至少不难解释的情况，跟他们商量案子下一步怎样进展，甚至在一些具体事件上，他们会被他说服并且乐意接受他的意见。然而，恰恰在这一方面，切不可过分地信赖他们。即使他们振振有词地发表一通有利于辩护的新意图，可他们也许会径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为第二天作出恰恰与之相反的法院决议。虽然他们声称完全摆脱开了本来的意图，但对被告来说，新的决议也许会更加严厉。对此律师自然无能为力，因为跟他们私下里说的，也不过是私下说说而已，无法摆到桌面上来，更何况辩护人通常也要竭力去博得那些先生们的好感。从另一方面说，当然也有道理。那些先生们跟辩护律师，当然只跟内行的辩护律师拉关系，不仅仅是出于人情或友情，更确切地说，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离不开辩护律师。这里正好露出了一个从一开始就坚持审讯要保密的司法机构的弊病。法官们高高在上，跟大众相脱离。他们对于一般的案子驾轻就熟，这类案子的审理有轨可依，几乎在自行运转，只需要时不时推一推就行。然而，如果碰到过于简单的案子，或者特别棘手的案子，他们往往就一筹莫展，因为他们一天到晚禁锢在自己那一套里，对人与人的关系没有正确的理解，而在审理这样的案件时，难能可贵的就是人际关系。于是，他们就来到律师这儿求教，身后跟着办事员，捧着那通常总是讳莫如深的案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