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让自己参加议会辩论的决心冷下去。这就是我正在烧热的许多铁块之一，也是我怀着值得赞扬的坚韧来烧热和锻打的许多铁块之一。我花了十先令六便士，买了一本有关那高雅的速记技能和秘诀的大部头书，然后就跳进了一个苦海，几个星期里我就丧失了理智。由那些点点构成的种种变化——在这种地位是一种意思，在另一种地位又是一种意思——由圈儿演变成的奇特幻觉，由苍蝇腿一样的符号形成的不可思议的结果，由一条错了位的曲线导致的重大影响等等，都不仅在我醒着时困扰我，在我睡着时也浮现在我眼前。我终于晕头转向地摸索着度过这些难关，从而通晓了那些本身就合成了一座埃及神庙的字母时，又发现接连而至的是一连串新的所谓不规则符号，真令人心惊胆战，它们是我所见到的最横蛮无理的家伙了。比如，它们用刚结出的蛛网样的东西表示期待，用流星迸亮样的花样表示不便。当我把这些可恶的家伙送进我脑袋中安插下来后，我发现它们把其他的一切东西都从我脑袋里挤出去了。于是，一切又重新开始，而这一来，我又忘记了它们；当我把它们找回，其它那些符号又被丢失了。一句话，令人悲哀。
如果没有朵拉，那一定令人悲哀至极了，朵拉是我那风雨飘摇的小舟的锚绳和铁锚。这速记体系中的每笔画都是艰难之株中一株树干多结节的大橡树，我就那么精神抖擞地一棵接一棵地往下砍。三四个月后，我居然把我们博士院中一个演说专家来做实验了。可是我还没动手记，那个演说专家就走到另一端去了，结果我那愚蠢的铅笔在纸上跌跌绊绊，就像它抽疯了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情景。
这是不行的，显而易见。我飞得太高，这就难以继续下去。于是我向特拉德尔请教，他建议我默写他的演说，这样就可以根据我那幼稚的程度决定快慢，并可随时停下来想。我接受了那建议，对这友好的帮助十分感激，于是我就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几乎每天晚上）地从博士家回后，就在白金汉街召开一个私人议会。
我希望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这种议会！姨奶奶和狄克先生代表政府或反对党——这要根据情形来定，特拉德尔则借助于《恩菲尔演讲术大全》或议会演讲记录来大声驳斥他们。他靠着桌子，手指揿着书页，右臂高举过头挥舞，像皮特先生、福克斯先生、谢里登先生、伯尔克先生、卡斯特里爵士、西德茂子爵或坎宁先生那样，十分激烈地对我姨奶奶和狄克先生的种种劣迹做有力抨击；我就坐在不远处，膝盖上放着速记本，竭尽全力来跟上他。特拉德尔在自相矛盾和语无伦次方面远远超过实际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政客。一个星期里，他提出了各种主张鼓吹各种政策，在他的桅杆上钉着各种旗号的旗子。姨奶奶看上去很像一个无动于衷的财政大臣，只偶尔在正文需要时插进一两声。“听，”或者“不！”，或者“哦！”什么的，这时狄克先生（一个地地道道的乡绅）也往往同时用力发出同一信号。只是由于在这种议会生涯中，狄克先生因为总要受到那样的指责或要对那样可怕的事承担责任，他精神开始紧张起来。我相信，他开始真的害怕他确实蓄意破坏过宪法或危害过国家了。
我们这种辩论常进行到时钟指示夜半时分、蜡尽灯灭之时。由于经过这么好的练习，我渐渐能跟上特拉德尔的快慢了，如果我知道哪怕一丁点我记的是什么，我也十分得意了。可是，记完后我再读我的笔记时，我觉得我写下的像是许多茶叶包装盒上的中国方块字，或是药店里那些红红绿绿的瓶子上的金色呢！
只好再重新来，别无选择。这让人很难为情，但我还是怀着一颗沉甸甸的心回头重干起，又像蜗牛那样辛辛苦苦、循规蹈矩地重新在那令人厌倦的同一地域爬行；停下来认真地从各个方面来研读那艰涩的每一点划，我用了最坚决的意志使自己能无论在哪儿见到那些难以捉摸的符号都可辨认。我一直按时到事务所，也按时到博士家；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像拉车的马那样苦苦工作。
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博士院时，看到门里站着斯宾罗先生，他样子极严肃还正在自言自语。由于他的脖子生得短，加上他又总把自己衣领浆得硬邦邦的（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原因），他总叫头痛，所以我起初也以为他又在那方面不适了，不免有点吃惊。可他马上就解除了我的这种感觉。
他不用惯有的那种热情回答我的“早上好吗”，却用一种很疏远的冷漠神色看我，冷冷地邀我和他一起去一家咖啡馆。那时，这家咖啡馆有一扇门直通博士院，刚好就在圣保罗教堂的小拱道内。我跟在他身后，忐忑不安，浑身发热，好像我的忧虑正在发芽出土。由于路不宽，我让他走在前面一点，这时我看出他昂着头，那神气好不傲慢，令人绝望，我担心他已察觉了我和我的朵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