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诺的冒失倒给市府多赚了三十法郎。”一个人说。
“但是德·圣吉罗先生，”另一个人答道，“会报复格罗诺的，他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真卑鄙！”于连左边的一个胖子说，“这房子，我愿意花八百法郎租下来做厂房，而且我还觉得这个价格很便宜呢。”
“得了吧！”一个年轻的自由党制造商答道，“德·圣吉罗先生不是圣会的人吗？他的四个孩子不是都得到了奖学金吗？好个可怜的人！维利埃尔市政府又得多发他五百法郎的补助了，事情就这么简单。”
“想不到市长都未能阻止这样的行为，”第三个人说，“因为他是极端保王派，真的，但是他从不偷盗。”
“他不偷盗？”另一个人说，“鬼才相信！一切好处全进了公共的大钱袋，到年终便全部瓜分了。瞧，小索雷尔在这里，咱们走吧。”
于连憋着一肚子气回家，发现德·瑞那夫人也愁绪满怀。
“你去看招标了？”她问。
“是的，夫人，我在那里荣幸地被当成了市长阁下的密探。”
“他如果听我的，出门去旅行就好了。”
这时，德·瑞那先生来了，脸色极其阴沉。吃晚饭时大家都一言不发。德·瑞那先生吩咐于连随孩子们回维尔吉去。一路上气氛极为沉闷。德·瑞那夫人竭力安慰她丈夫：
“亲爱的，你得想开点。”
晚上，大家默默地坐在炉火周围，惟一的消遣就是欣赏燃烧的山毛榉木柴劈啪作响的声音。这是最和睦的家庭也难免会遇上的那种愁闷时刻。突然一个孩子激动地叫起来：
“有人拉门铃！有人拉门铃！”
“见鬼！如果是德·圣吉罗先生打着道谢的幌子再来纠缠不清，”市长吼道，“我就只能对他直言不讳了，这也太过分了。他该谢的是瓦尔诺，我不过是牵连在内的人。这件事要是被那些该死的雅各宾党报纸知道了，从而把我写成个诺南特—散克先生1830年，法国马赛有个名叫梅兰多尔的法官，曾判一政论小册子作者一千法郎的罚款。因他在判词中使用了当地方言“诺南特—散克”(意思是“九十五”)，受到自由党人的嘲笑，并被戏称为诺南特—散克先生。，那该如何是好啊！”
这时一个蓄着浓黑颊髯的极其英俊的男子，跟着仆人走了进来。“市长阁下，在下是吉罗尼莫。这里有一封信，是法国驻那不勒斯大使馆的随员德·博威齐骑士九天前在我临行时托我带给您的，”吉罗尼莫先生神情愉快地望着德·瑞那夫人又补充了一句，“令表亲博威齐先生是我的挚友，他说您会说意大利语。”
这个兴致勃勃的那不勒斯人给这个愁闷的夜晚带来了欢乐的气氛。德·瑞那夫人执意要留他吃夜宵。她把全家的人员都调动了起来，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让于连高兴起来，忘掉一天之内被两次称为密探的耻辱。吉罗尼莫先生是个有名的歌唱家，很有教养，同时又乐观开朗。在法国，这几种品质已不大可能同时并存了。夜宵后，他和德·瑞那夫人一起唱了一段二重唱。他还讲了几个妙趣横生的故事。
凌晨一点钟，于连提议让孩子们去睡觉。他们都大声嚷嚷起来。
“再讲一个吧。”老大说。
“那就讲我自己的故事吧，少爷，”吉罗尼莫先生说，“八年前，我在那不勒斯音乐学院就读，当时我跟你们一样年轻。我的意思仅仅是指年龄跟你们一样，我当然没有福气成为这座美丽城市名闻遐迩的市长的公子。”
听了这句话，德·瑞那先生叹了口气，他望了望妻子。
“津加莱利先生，”年轻的歌唱家继续说，他故意突出了他的本国口音，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津加莱利先生是一个极其严厉的老师。学院里大家都不喜欢他，可是他希望我们一举一动都做得仿佛很喜欢他似的。我尽可能常出去，我去圣卡利诺小剧场，在那里可以听到天籁般的音乐。但是，天哪！我怎么才能凑足八个苏的钱去买一张正厅门票呢？当时，对于我，这可是一大笔钱啊！”他看了看孩子们，他们禁不住大笑起来，“圣卡利诺小剧场的经理乔瓦尼先生，听我唱了首歌。那时我才十六岁。他说：‘这孩子可是难得的人才啊。’
“‘你愿意接受我的聘用吗，小伙子？’他走上前来对我说。
“‘那么你给多少钱呢？’
“‘每月四十杜卡托意大利古金币名。。’先生们，这可是一百六十法郎呀。我简直就感到天堂对我打开了大门。
“我对乔瓦尼说：‘津加莱利先生十分严厉，怎样才能让他放我出来呢？’”
“‘Lascia fare a me.’意大利语，意为“让我来办”。
“是让我去办！”最大的一个孩子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