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一切权利之中，最大的一项便是做母亲。孔子称述其理想的社会要没有“旷男怨女”。这个理想在中国经由另一种罗曼斯和婚姻的概念而达到了目的。由中国人看来，西洋社会之最大的罪恶为充斥众多之独身女子，这些独身女子，本身无过失可言，除非她们愚昧地真欲留驻娇媚的青春；她们其实无法自我发抒其情愫耳。许多这一类的女子，倒是大人物，像女教育家，女优伶，但她们倘做了母亲，她们的人格当更为伟大。一个女子，倘若爱上了一个无价值的男子而跟他结了婚，那她或许会跌入造物的陷阱，造物的最大关心，固只要她维系种族的传殖而已；可是妇女有时也可以受造物的赏赐而获得一卷发秀美的婴孩，那时她的胜利，她的快乐，比之她写了一部最伟大的著作尤为不可思议；她所蒙受的幸福，比之她在舞台上获得隆盛的荣誉时尤为真实。邓肯女士（Lsadora Duncan）忠实足以明认这一切。假使造物是残酷的，那么造物正是公平的，他所给予普通女人的，无异乎给予杰出的女人者，他给予了一种安慰，因为享受做母亲的愉快是聪明才智女人和普通女人一样的情绪，造物注定了这样的命运而让男男女女这样的过活下去。
四 我们的女子教育
中国女性型理想之不同，包含一种不同的教育我们女儿的方法。盖中国家庭之训练女儿，绝然不同于训练男孩子者。施于女儿的管束，可谓远较施于男孩子者为严谨，更以通常女性成熟期的较早，女孩子能服习于此家庭纪律之时期亦为较早，故女孩子跟同年龄的男孩子作比较，其仪态总来得温文而端庄。女孩子无论怎样，其孩子气总比之男孩子为轻。一到了十四岁以上，她便开始躲藏起来，学习着温柔典型女性底模样儿了。因为中国人的概念很着重于温柔的女性：她清晨起身，比弟兄辈为早，穿衣服比弟兄为整洁，还得帮忙佐理家政，她得下厨房襄助烹饪，得帮助喂哺她的小弟弟的膳食。她少玩弄玩具而多做工作，讲话比较文静，走路比较雅致，坐相比较端正，腿儿总是紧紧并拢。她们牺牲了轻快活泼的精神而竭力装作端庄。那些孩子脾气的开玩笑说废话，她是没有的，而且她从不破口狂笑，却只是微微一哂而已。她重视处女的贞操，所谓童贞，而童贞在古老的中国是比世界上任何一切学问艺术来得高贵的一种财产。她轻易不让陌生人瞧她一眼，虽然她自己躲于屏风背后却常偷看人。她培育着一种神秘的，可望不可即的迷人的魔力，越是遮遮掩掩，那么价值尤高。确实，照男人家的心思，一个女子禁闭于中古式堡垒之中，比之你天天可以见面的姑娘来得动人而可爱。她学习着针线刺绣，用她的年轻的目光和犀利的指尖，她做得一手出色的工作，而工作的进行，比较起算三角题来得迅速。刺绣这种工作是可喜的，因为它给予她时间，俾得进入梦的幻境，而年轻人常常是幻梦的。照这样，她便准备着负起贤妻良母的责任的材能。
士绅之家的女儿，亦复学习读书写字。中国曾经出了不少女才子，而现代也至少有半打以上的女作家，获得全国推崇的荣誉。两汉之时，有许多著盛名的饱学妇女，后来魏晋之际，也出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一位谢道韫多才善辩，往往能替她的夫弟王献之解脱宾客的问难。博学多能，在中国不论男女，总觉得有限得很，但缙绅士族还是不怠教其女儿写字读书。此种文学教育的内容，不外乎文章诗词历史和采自孔子经书的人类智慧，道德训诫。女子所学者止乎此；其实男子之所学，其进乎此者，亦极几微。文学，历史，哲学和人生之格言，加以几种医药上的特殊和知识与政府之法规，不过是人文学识之总和。妇女的教育，则限于更狭义的人文主义。其不同乃在于知识深进之程度而非在于范围之广狭。
中国人的见解，殆适与颇普（Alexander Pope）的格言背道而驰。中国人认为：才学过高，对于妇女是危险的，故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诗和绘画的园地上，她们也常参加一手，因为短行诗歌的写作，好像特别适合于妇女的天才。这些诗都是短短数行，辞藻典丽温雅，却缺少魄力。李清照（一○八一——一一四一）为中国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遗留给我们寥寥几首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词，充满着雨夜烦闷的情绪与失而复得的快乐。中国女诗人的数量虽较男性诗人为少，其传统却一向延续而未尝中断，单单清朝一代，吾们发见差不多上了千数的女诗人，她们都有作品发表于印刷的集子中，其数量亦不可谓少。自从清朝出了一位袁枚（他是反对女子缠足很力的一位诗人），在他的影响之下，树立了女子写诗的新的范型，可是这个新范型引起另一位大学者章实斋的批评，因为这是对于女性典型的优良理想是一种损害。其实写作诗文并不侵及做母亲妻子的责任，李清照便是一位好妻子，而不是希腊女诗人萨福（Sapp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