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隐居的时候，曾用“男士”的笔名写了一本《关于女人》。我写文章从来只用“冰心”这个名字，而那时却真是出于无奈！一来因为我当时急需稿费，二来是我不愿在那时那地用冰心的名字来写文章。当友人向我索稿的时候，我问，“我用假名可不可以？”编辑先生说，“陌生的名字，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我说，“那么，我挑一个引人注意的题目吧。”于是我写了《关于女人》。
我本想写一系列的游戏文章，但心情抑郁的我，还是“游戏”
不起来，好歹凑成了一本书，就再也写不下去了。
在《关于女人》的后记里，我曾说，“我只愁活不过六十岁。”
那的确是实话。不料晚年欣逢盛世，居然让我活到八十以上！我是应当以有限的光阴，来写一本《关于男人》。
病后行动不便，过的又是闲居不出的生活，接触的世事少了，回忆的光阴却又长了起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接触过的可敬可爱的男人的数目，远在可敬可爱的女人们之上。对于这些人物的回忆，往往引起我含泪的微笑。
这里记下的都是真人真事，大部分也许都是凡人小事，（也许会有些伟人大事）但这些小事、轶事，往往总使我永志不忘，我愿意把这些轶事自由酣畅地写了出来，只为怡悦自己。但从我作为读者的经验来说，当作者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来的怡悦自己的文字，也是往往会怡悦读者的。我 的 祖 父
关于我的祖父，我在许多短文里，已经写过不少了。但还有许多小事，趣事，是常常挂在我的心上。我和他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福州那时起，我差不多整天在他身边转悠！我记得他闲时常到城外南台去访友，这条路要过一座大桥，一定很远，但他从来不坐轿子。他还说他一路走着，常常遇见坐轿子的晚辈，他们总是赶紧下轿，向他致敬。因此他远远看见迎面走来的轿子，总是转过头去，装作看街旁店里的东西，免得人家下轿。他说这些年来，他只坐过两次轿子，一次是他手里捧着一部曲阜圣迹图（他是福州尊孔兴文会的会长），他觉得把圣书夹在腋下太不恭敬了，就坐了轿子捧着回来；还有一次是他的老友送给他一只小狗，他不能抱着它走那么长的路，只好坐了轿子。祖父给这只小狗起名叫“金狮”。我看到它时，已是一只大狗了。我握着它的前爪让它立起来时，它已和我一般高了，周身是金灿灿的发亮的黄毛。它是一只看家的好狗，熟人来了，它过去闻闻就摇起尾来，有时还用后腿站起，抬起前爪扑到人家胸前。
生人来了，它就狂吠不止，让一家人都警惕起来。祖父身体极好，但有时会头痛，头痛起来就静静地躺着，这时全家人都静悄起来了，连金狮都被关到后花园里。我记得母亲静悄悄地给祖父下了一碗挂面，放在厨房桌上，四叔母又静悄悄地端起来，放在祖父床前的小桌上，旁边还放着一小碟子的“苏苏”熏黄鸭。这“苏苏”是人名，也是福州鼓楼一间很有名的熏鸭店名。这黄鸭一定很贵，因为我们平时很少买过。
祖父对待孙女们一般比孙子们宽厚，我们犯了错误，他常常“视而不见”地让它过去。我最记得我和我的三姐，（她是四叔母的女儿，和我同岁）常常给祖父装烟，我们都觉得从他嘴里喷出来的水烟，非常好闻。于是在一次他去南台访友，走了以后（他总是扣上前房的门，从后房走的）我们仍在他房里折叠他换下的衣衫。料想这时断不会有人来，我们就从容地拿起水烟袋，吹起纸煤，轮流吸起烟来，正在我们呛得咳嗽的时候，祖父忽然又从后房进来了，吓得我们赶紧放下水烟袋，拿起他的衣衫来乱抖乱拂，想抖去屋里的烟雾。祖父却没有说话，也没有笑，拿起书桌上的眼镜盒子，又走了出去。我们的心怦怦地跳着，对面苦笑了半天，把祖父的衣衫叠好，把后房门带上出来。这事我们当然不敢对任何人说，而祖父也始终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们这件越轨的举动。
祖父最恨赌博，即使是岁时节庆，我们家也从来听不见搓麻将、掷骰子的声音。他自己的生日，是我们一家最热闹的日子了，客人来了，拜过寿后，只吃碗寿面。至亲好友，就又坐着谈话，等着晚上的寿席，但是有麻将癖的客人，往往吃过寿面就走了，他们不愿意坐着谈半天的很拘束的客气话。
在我们大家庭里，并不是没有麻将牌的。四叔母屋里就有一副很讲究的象牙麻将牌。我记得在我回福州的第二年，我父亲奉召离家的时候，我因为要读完女子师范的第二个学期，便暂留了下来，母亲怕我们家里的人会娇惯我，便把我寄居在外婆家。但是祖父常常会让我的奶娘（那时她在祖父那里做短工）去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