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两个小时后，我回到舱里吃点儿东西休息一下时，感觉到鲁凯罗尔储气舱提供的纯净空气同“鹦鹉螺”号舱里的空气相比不大一样。舱里的空气已充满碳酸，48小时没有更换空气，氧气明显稀少了。然而，在这12个小时内，我们只是在画线的范围内挖掉了一层一米厚的冰块，大约是600立方米。如果按每12小时完成相同的工作量算，那还需要四天五夜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得四天五夜！”我对我的同伴说，“而我们的储备空气只够用两天。”
“还有一点没算，”尼德插嘴说，“即使逃出了这个该死的冰牢，我们仍然被囚禁在大浮冰之下，还不可能很快与空气接触。”
尼德的考虑是对的！有谁能推算出我们脱身最少需要多少时间？在“鹦鹉螺”号重新浮出海面之前，我们难道不会因缺氧而窒息死亡？难道“鹦鹉螺”号和潜艇上的所有人注定要葬身于这冰墓之中？我们的处境看来很可怕。不过，每个人都必须正视现实，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夜里又从大冰坑里挖出一米厚的冰。但是，早晨，我穿上潜水服在零下六七摄氏度的水中行走时，发现两侧的冰壁在渐渐相互靠拢，远离我们工地的海水，因为没有人的工作和工具的摩擦而使海水温度上升，所以出现了结冰的趋势。面对这一迫在眉睫的新危险，我们脱险的可能性还有多少？如何阻止冰隧道里的海水冻结？不然的话，“鹦鹉螺”号的舱壁会像玻璃杯那样爆裂成碎片！
我根本不敢把这新出现的危险告诉我的两位同伴。为了自救，他们正鼓足干劲投入这艰苦的工作，他们知道了只会垂头丧气，又有什么好处？我一回到舱里，就立即提醒尼摩艇长注意这个严重的复杂情况。
“我知道，”尼摩艇长用平静的语气说，形势再严重，他也不会惊慌失措，“又多出来一个危险。可是，我想不到任何办法来克服。获救的唯一机会，就是我们必须加快工作速度，赶在海水结冻之前。关键是谁能捷足先登，情况就是这样。”
捷足先登！好吧，我接受尼摩艇长的这种表达方式。
这一天，白天整整好几个小时里，我鼓足干劲挥舞着铁镐，这项工作一直支持着我。何况，工作就可以离开“鹦鹉螺”号，就是直接呼吸从储气舱里抽出来储存在鲁凯罗尔储气罐里的纯净空气，就可以远离舱里混浊且缺氧的空气。
到了傍晚，冰坑又被挖去了一米。我回到舱里时，差点要被空气里饱含的二氧化碳给憋死。哎，为什么我们不能找到一些化学手段把这有害气体清除掉呢！我们不缺少氧气，海水里含有大量的氧气，用大功率的电池将氧气从水中分解出来，我们的空气又可变得洁净清爽。这件事我想得倒是好，可又有什么用？我们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已经充斥潜艇的每一个角落。要吸收掉舱里的二氧化碳，必须把许多容器装满苛性钾，并且不停地晃动。可是，潜艇上没有苛性钾，又没有任何替代苛性钾的物质。
那天晚上，尼摩艇长不得不打开储气舱的阀门，向舱里释放一些纯净的空气。如果不采取这个预防措施，我们很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第二天，3月26日，我继续干矿工做的活，挖掘五米处的冰层。两侧的冰壁和大浮冰底部的表面明显地变厚。显然，在“鹦鹉螺”号脱险之前，它们就会合在一起。我一时感到万分绝望，铁镐差点从我手里掉下来。如果我要被这些冻结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海水闷死或压死（这是一种连残酷的野蛮人都没有想出来的极刑），再这样挖下去又有什么用？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妖怪的血盆大口，那两个吓人的颌骨正在合拢，谁也无法抗拒。
尼摩艇长指挥着挖冰工作，他自己也加入了挖冰的行列，从我身旁走过时，我用手碰了碰他，并指了指冰牢的两侧墙壁。“鹦鹉螺”号右舷的冰墙距离艇身至少靠近了四米。
艇长明白我的意思，向我打了个手势让我跟他走。我们回到潜艇上。我脱掉潜水服，跟着尼摩艇长来到客厅。
“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艇长对我说，“我们必须尝试某种破釜沉舟的办法，不然就要被冰封在这正在凝固的海水中，就如同被冰封在水泥里一样。”
“是的，”我说，“可应该怎么办？”
“啊！”尼摩艇长大声叫喊，“要是我的‘鹦鹉螺’号非常牢固，能够顶住这股压力而不被压扁该有多好啊！”
“那又能怎么样？”我没有听明白尼摩艇长的意思。
“您难道不明白，”尼摩艇长说，“水的凝固作用会帮我们的大忙！您难道没发现，水一旦凝固，就会把围困住我们的冰层胀裂，就如同水在凝固的时候会崩裂最坚硬的石头一样！您难道没有意识到，水将是拯救我们的力量，而不是摧毁我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