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和达雅到了莫斯科，在一个机关档案库里呆了几天。该机关的负责人帮助保尔住进了一所专科医院。
直到现在，保尔才明白：当一个人身强力壮，拥有青春的时候，坚强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而当生活的锁链把你紧紧箍住的时候，如果你仍然能够坚忍不拔，那才是真正令人崇拜的。
从保尔住进档案库的那天晚上到现在，一晃就是一年半的时间了。这十八个月的痛苦经历是难以描述的。
在医院，医生坦率地告诉保尔，恢复他视力已经不可能。为了消除炎症，他建议先进行外科手术。
当他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刀割开他的颈部，切除一侧的副甲状腺时，死神的黑色翅膀曾经三次与他擦肩而过。保尔的生命力非常顽强。
保尔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决心通过这条道路重新回到建设者的队伍中去。冬天过去了，窗外春意盎然。大量失血的保尔终于挺过了最后一次手术。他觉得再也不能呆在医院里了。一年多来，他一直生活在病人的痛苦呻吟和垂死者的哀号之中，这比忍受自身的痛苦更为艰难。
医生建议他再做一次手术，他坚决地拒绝了：“不用了，我不能再把生命耗费在医院了，我还要留下一点血液去做别的事。”
当天保尔就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封信，请求帮助他在莫斯科找个住处，因为他妻子在莫斯科工作，而且他本人再辗转住院已毫无用处。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向党组织请求帮助。莫斯科市苏维埃收到信后很快就给他安排了一间房子。于是保尔离开了医院，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永远不用再回到医院。
有一次，保尔的朋友巴扎诺娃到莫斯科出差时前来探望他。保尔非常热情地向她讲述了自己所选择的道路。
巴扎诺娃看到保尔两鬓的缕缕银丝，柔声地说：“看得出来为写作你经受了不少痛苦，但是您仍然没有失去那不灭的热情，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呢？您已经准备了五年，现在决定动笔了，这很好。但是您怎么写呢？”
保尔笑着安慰她说：
“明天他们会给我送一块刻好格子的板子来，是用硬纸板做的。没有这块板子我无法写字，会把一行字压到另一行上去的。我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想出了这个办法，在硬纸板的一条条空格上，铅笔就不会写到格子外面去。我看不见，写起来是有困难，但也不是没法做到。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刚开始一直写不好，但是现在慢慢地把每个字母都仔细地写，结果写得相当不错。”
保尔开始工作了。
他计划写一部关于勇敢的骑兵师的中篇小说。书名不假思索地就出来了：《在暴风雨中诞生》。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部书的创作中。他一行又一行，一页又一页地写着。他忘记了初练手笔的艰辛。那些生动、难忘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时，他又苦于无法用笔墨来表达，写的东西显得那样苍白无力，缺乏生气和激情。已经写好的部分，他必须逐字逐句全部记住，否则，线索一断，工作就受到阻碍。母亲忐忑不安地注视着儿子的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他必须凭记忆整页整页，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诵。母亲有时甚至觉得儿子疯了。儿子写字的时候，她不敢走近，只是帮他捡起滑落在地上的手稿时，才怯生生地说：
“保尔，你难道不能做点别的什么事吗？哪里见过像你这样的，写个没完没了……”
他见母亲如此担心，不由得笑了笑，安慰她说，他还没到完全“发疯”的地步。
小说的前三章已经写好了。保尔把它寄出去给一些老战友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大家都给予了好评。但是手稿在寄回的途中竟被邮局丢失了。六个月的心血白费了。这对保尔是个很大的打击。他非常后悔没有留一份副本。他把手稿丢失的事告诉了列杰涅夫。列杰涅夫说：
“你怎么那么粗心大意？别生气了，骂人也没用了。重新开始吧！”
“怎么能不生气呢？我六个月的心血全付之东流啦！这是我每天紧张八个小时的劳动成果啊！他们真是罪该万死！”
一切只得重新开始。列杰涅夫给他弄来了一些纸，帮助他把写好的手稿拿去打印。一个半月之后，第一章又重新写成。
跟保尔同住一套房子的人家有个女儿叫加莉亚，今年十八岁，刚从工厂技校毕业。加莉亚是个朝气蓬勃的姑娘。保尔托母亲去问她，看她是否愿意帮助他，作为他的助手。加莉亚欣然同意了。她面带笑容，十分亲切地过来了。当她知道保尔在写一部中篇小说时，便说：
“我很愿意帮助您，保尔·柯察金同志。这可跟替我父亲写那些枯燥的住房清洁卫生案例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