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4年到1901年期间，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异常繁忙。完全可以说，这八年来各种公办的疑难著名案件，没有一件不请教福尔摩斯的。还有成百上千件私人案件，其中许多是十分错综复杂并具有特色的，福尔摩斯为之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在这长期的连续性的工作当中，有让人惊讶的成就，也不可避免有令人沮丧的失败。由于我对所有的案件都进行了详细的笔录，其中的许多案件我自己都亲身经历过。可以想象，要弄清我应该选择哪些案件来公之于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我可以按照我从前的做法，优先选择那些不是以犯罪的凶残为卖点，而是以结案的巧妙和戏剧性而著称的案件。鉴于此，现在我选择了有关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查林顿的孤身骑车人一事，以及我们调查到的奇异结局，以出人意料的悲剧而宣告结束。诚然，这些事对我朋友那令他名扬四海的才能并没有增添什么异彩，可是这件案子却有几点非常突出，不同于我从中收集资料写成了这些小故事的那些长期犯罪记录。
通过翻阅1895年的笔记，我查出那是4月23日，星期六，我们第一次结识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她的造访让福尔摩斯特别不高兴，因为那时他正全神贯注于一件十分难解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身价百万的著名烟草大亨约翰·文森特·哈登所遭遇的迫害。我的朋友喜欢集中精力，务必使所有事情准确无误。特别是在他忙碌的时候，最讨厌别的事让他分心。尽管如此，但他生性并不是那么不近情理，也不可能拒绝那位身材苗条、仪态万方、神色庄重的美貌姑娘来讲述她的遭遇，何况天又这么晚了，她亲自来贝克街恳请他帮助和指教的。尽管福尔摩斯声明时间已经排满，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那姑娘已经下定决心讲述自己的遭遇。很明显，除非使用武力，否则绝对无法让她离开房间。对此，福尔摩斯显得无可奈何，只好带着疲惫的笑容请那位美丽的不速之客坐下，把她遇到的麻烦事如实地讲给我们听。
“至少，您要说的问题不会是身体健康方面的，”福尔摩斯用那双敏锐的眼睛把她上下打量了一番说道，“像你这样爱骑车的人，一定是精力充沛的。”
她惊异地看了看自己的双脚，这时我也发现她鞋底的一边发毛了，是被自行车的脚蹬磨的。
“是的，我经常骑自行车。福尔摩斯先生，我今天来拜访你，正是和骑车的事情有关。”
我的朋友拿起这姑娘没戴手套的那只手，像科学家看标本那样，全神贯注而不动声色地检查着。
“我相信，你会原谅我的。这是我的业务。”福尔摩斯说着，把姑娘的手放下，“我几乎错把你当成打字员了。显而易见，你的工作和音乐有关。华生，你注意到从事这两种职业的人的指尖都呈勺形吗？不过，她脸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那女子缓缓地把脸转向亮处，“那是打字员所不具备的。这位女士是音乐家。”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教音乐。”
“在乡下吧，我从你的肤色看出来的。”
“是的，先生，靠近法纳姆，在萨瑞的边界上。”
“真是个好地方，可以使人联想到许多有趣的事情。你记得吗？华生，我们就是在那附近拿获了伪造货币犯阿尔奇·斯坦福德。那么，维奥莱特小姐，在靠近法纳姆，萨瑞边界的地方，你遇到什么事了？”
那位姑娘十分清楚明白、镇静自若地说出下面这一段古怪离奇的事情来：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福尔摩斯先生。他叫詹姆斯·史密斯，是老帝国剧院的管弦乐队指挥。我和母亲孤苦无依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我有一个叔父，他名叫拉尔夫·史密斯，二十五年前到非洲去了，从那时期音信全无。父亲死后，我们一贫如洗，可是有一天人家告诉我们，《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则寻找我们下落的广告。你可以想象我们是多么激动啊，因为我们想这是有人给我们留下遗产了。我们立即按报上登的姓名去找那位律师，在那里又遇到了两位先生，卡路瑟斯和伍德利，他们刚刚从南非回到家中。他们说我叔父是他们的朋友，几个月以前在贫困交加中死于约翰内斯堡。我叔父临终之前，请他们去找他的亲属，并务必看看他们是否需要帮助。这一切看起来很奇怪，我叔父拉尔夫活着的时候，并不关心我们，而在他死时却那么细心关照我们。可是卡路瑟斯先生解释说，因为我叔父刚刚听到他哥哥的死讯，所以觉得对我们的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请原谅，”福尔摩斯说道，“你们是什么时候见面的？”
“去年十二月，已有四个月了。”
“请继续讲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