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雪花纷飞的时节，外祖父又把我送到了外祖母的妹妹家。
我觉得，他们一家的生活变得更加枯燥无味了。有一次，主人命令般地对我说：
“喂，说说你船上的生活吧！”
我便和他们讲起来。我讲着讲着完全入迷了，甚至忘了眼前的听众。但是，我的回忆很快被那两个没有坐过船的主妇打断了：
“不管怎么样，总有点害怕吧？”
我不明白有什么可怕的。
“那轮船一下子开到水深的地方，不就沉没了！”那个老太太以为轮船是像大板车一样，靠轮子支在河底行走的。
“既然是铁做的，怎么还能浮起来？一把斧头也会沉下去呀？”
她们叽叽喳喳、七嘴八舌。
当我说到斯穆雷和他的那些书时，他们很吃惊地望着我。
“看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年轻的主妇害怕地说。
我生活在这样一种使人愚钝的环境里，为了寻求解脱，我尽量多干活。在这个家里，不愁没活干。除了在家里干杂活儿，我每周还要去宪兵泉洗一次衣服。那里的洗衣女工总是取笑我：
“你怎么干起女人家的活来了？”
有时她们把我惹急了，我就把水淋淋的衣服拧在一起，朝她们打过去，而她们也用同样的方式狠狠地回敬我。尽管这样，和她们呆在一起，我还是觉得快乐和有趣。
她们一边洗衣服，一边讲着各自的主人，也说自己的事情。她们口若悬河、天南地北地谈论着。最善谈的是一个叫娜塔利亚的洗衣女工。她三十岁出头，衣着得体，干活很利索，富有朝气，言语特别尖刻锋利。她还送女儿到中学去念书。所以她的同伴们都很尊重她，遇事总是同她商量。她们在溪水的呜咽声和湿衣服的捣击声中侃侃而谈。不过，在寒冬冰冷的溪水里洗衣服到底是一件苦差事。她们的手都冻裂开了，个个的脸上因严寒而生了冻疮，湿漉漉的手指也僵硬得不能弯曲。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一有空，我就到柴棚里劈柴，我觉得这样总比呆在主人的家里更有意思得多。我本来想借劈柴的机会，一个人清静一下，但是住在院子里的勤务兵常常会到柴棚里来，说一些院子里的事情。
我还常常帮勤务兵写家信、写情书。不过我最喜欢帮西多罗夫写。每到周六，他必定会给在图拉的妹妹写封信。
他总是把我叫到他的厨房里，挨着我坐在桌子旁，凑到我耳边说：
“好，写吧。开头按老格式写：‘我最亲爱的小妹’，接下来再写‘一个卢布收到了，不过别再寄钱来，谢谢。我什么都不缺，我过得很好’。其实，我们过得一点也不好，跟狗一样。嗨，这可不要写上去。你就写‘很好’，她还小，才十四岁，干吗让她知道这些。再往下，你就自己看着写吧。”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你就写叫她不要相信那些老爷们。要是她攒了一个卢布，就交给神父，假如神父是好人，会替她保管好的。不过，最好的法子还是埋在土里，谁也不让看见，可是自己一定要记住所埋的地方……”
我不停地写呀写，不再听西多罗夫的絮叨，我写道，这样的日子过得多么无聊，多么难受啊！他看着，叹了口气，说：
“你写得够多了，谢谢！现在她就懂得该怕什么了……”
“什么也不用怕！”我生气地说，尽管我自己也怕很多东西。
“你可真怪！怎么能什么都不怕呢？比如，那老爷们，还有上帝……”
每次收到妹妹的来信，西多罗夫总是不安地恳求我：
“请给我念念，快点……”
信写得很潦草，简短空洞，可是他非要我念三遍才行。
有一次，我听勤务兵们说起住在院子里的裁缝的事情。那个裁缝在城里一家高级服装店工作，是个本分又随和的非俄罗斯人。他的妻子娇小玲珑，还没有孩子，整天在家看书。每天丈夫早出晚归，在城里干活，妻子就像小姑娘一样每周上两次图书馆。院子里的人都认为裁缝的妻子神经不太正常，说她看书看多了，不会料理家务，丈夫只好自己跑市场，亲自吩咐厨娘做饭。而且院子里那些军官老爷还故意恶毒地戏弄她。他们给她写纸条，向她表达爱慕之情和相思之苦。她竟然回复他们，还为此表示歉意，并祈求上帝帮助他们别再爱她。军官老爷们拿到信，就背后嘲笑她一番，然后又用另一个人的名字继续给她写信。
勤务兵们一边说这件事情，一边笑着，还不停地骂裁缝的妻子。我为她感到难受，决定找机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她。一次，我看到她家的厨娘下了贮藏室，就偷偷溜到她家。她正坐在桌边看书，见到我，她大吃一惊，低声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