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你们想要利用此事来大做我的文章吗？对不起。你们可以随便把罪名强加于我，但娘儿们对我大肆攻击，那是因为我从不搭理她们。真是小题大做。要是这件事发生在1918年，我早就按我自己的方式跟柯察金这个疯子算账了。现在，没我在这儿，事情照样能解决。”说完他就扬长而去。
法庭主席要保尔讲述冲突的经过。保尔平心静气地开始叙述，大家都能感觉到，他在竭力克制自己。
“这里所讨论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那是因为我没有能控制住自己。我动拳头多于动脑子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又发生这样的意外事故，法伊洛脑袋上挨了一下后，我才明白自己错了。近几年来，我这种游击作风还是头一次暴露，我仍然要谴责自己的行为，尽管实际上他挨打是罪有应得。法伊洛的行为是我们共产党人生活中一种极其丑陋的现象。我无法理解，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人，怎么可以同时又是一个下流畜牲，一个坏蛋，我永远也不会与这种现象妥协。这件事迫使我们开始讨论道德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积极的东西。”
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将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作伪证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其余的人都承认了错误，受到了批评。
巴尔捷利克把保尔神经系统的状况向法庭作了介绍。党的检查员建议给保尔警告处分，与会者强烈反对。于是，该提议被撤除，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以后，列车载着保尔向哈尔科夫飞驰。经他坚决要求，专区党委同意他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听候分配。他拿到了对他的鉴定，就动身了。阿基姆现在是乌克兰团中央书记之一。保尔到他那儿把全部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阿基姆看了保尔的鉴定。在“对党无限忠诚”的后面这样写着：“具有党员应有的克制力，仅在极少数场合，脾气暴躁，甚至失去自制。其原因是该同志神经系统受过严重损伤。”
“保夫鲁沙，他们到底还是把这件事记在这份很好的鉴定上了。你别难过，即便很坚强的人，也难免发生这种事情。上南方去，把身体疗养好。等你回来以后，我们再商量派你去哪儿工作。”
阿基姆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
这儿是中央委员会所属的“公社社员”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坛、水珠四溅的喷泉和爬满了葡萄藤的楼房。休养人员都穿着白色的休养服或游泳衣。一个年轻的女医生登记了保尔的姓名。保尔的房间在拐角处的一幢楼房里，非常宽敞，床单洁白耀眼，房间里一尘不染，宁静怡人。保尔洗了澡，换上衣服，他感到全身清爽舒畅，于是，他径直地向海边跑去。
举目远眺，壮丽而宁静的大海一望无边，像光滑的大理石一般。极目远眺，海天相连；太阳映在水面上，反射出一道道金色的波光，恰似熊熊燃烧的火焰。远处，透过晨雾，隐约可见峰峦连绵。保尔深深地呼吸着沁人肺腑的清新海风，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伟大而宁静的蓝色世界。
懒洋洋的波浪亲昵地爬到脚下，悠闲地舔着海边金色的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