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过去了。无情的时光一天天、一月月地流逝着，而生活却突飞猛进，丰富多彩，它总是给这些表面看来似乎单调的日子带来新的东西。一亿六千万伟大的人民在世界上率先当家做了主人。在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土地上，人们为恢复和振兴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英勇而紧张地劳动着。国家积聚力量，日益强大巩固。不久前工厂停产、烟囱不冒烟的萧条景象已经看不见了。
对保尔·柯察金来说，这两年过得飞快。他不会平平静静地生活，不会每天从容不迫、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迎接清晨，不会晚上十点准时睡觉。他总是匆匆忙忙地过日子。不仅自己如此，还督促别人也这样生活。
他用于睡眠的时间很少。时常可以看到他房间的灯光亮到深夜，几个人在那里埋头读书。这是他们在学习。两年里，他学完了《资本论》第三卷，弄清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最精巧的机制。
拉兹瓦利欣被调到保尔·柯察金所在的那个专区来了。省委派他来，建议让他担任一个区的团委书记。当时保尔正出差在外，专区团委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把拉兹瓦利欣派到一个区里。保尔回来以后，知道了这件事，什么也没说。
一个月以后，保尔突然到拉兹瓦利欣所在的区里视察工作。他在那里发现的问题虽不算太多，但其中已有这样的情况：拉兹瓦利欣酗酒，拉拢一些溜须拍马的人，排挤好同志。保尔把这些情况提到常委会上讨论，大家都主张给拉兹瓦利欣以严重警告处分，保尔却出人意料地说：
“我主张把他开除出团，而且永远不准重新入团。”
大家对此感到惊讶，觉得这样处分太重了点，但是保尔坚持自己的意见：
“应当开除这个坏蛋。我们给过这个堕落的中学生好好做人的机会，他纯粹是混进团里来的。”保尔将他在别列兹多夫的所作所为讲了一遍。
“我强烈抗议柯察金的指责。这是公报私仇。谁都可以捏造罪名陷害我。让柯察金拿出真凭实据来。我也可以瞎编，说他搞过走私，那就该开除他了吗？不行，让他拿出证据来！”拉兹瓦利欣大喊大叫。
“等着吧，我会给你证据的。”保尔回答他。
拉兹瓦利欣出去了。半小时之后，保尔用事实说服了大家，常委会一致通过决议：将异己分子拉兹瓦利欣开除出团。
夏天，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去休假了。身体差的人到海边疗养去了。一到夏天，大家全都渴望外出度假，因此保尔就忙着为他们张罗疗养证，申请补助，让他们一个个去休息。同志们离开时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但都心情愉快。这时，他们的工作全都落到了保尔一个人的身上，而他就像一匹驯服的马拖着大车爬坡一样，承担起重任。一批人晒得黑黑的、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地回来了，另一批人又去了。整个夏天，保尔从来没有考虑过离岗休息的事。
年年夏天都是如此。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给他带来很多肉体上的痛苦。
这一年，他特别急不可待地盼望着夏天的到来。他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他自己也不得不十分痛苦地承认这一点。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承认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担负繁重紧张的工作，承认自己是个残疾人，或者坚守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为止。他选择了后者。
有一次在专区党委常委会上，专区卫生处处长巴尔捷利克，一个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医生，凑到保尔跟前，对他说：
“柯察金，你的脸色不好。上医务委员会检查过没有？你的身体怎么样？你没去看过病吧？难怪我不记得呢。你应当仔细检查一下身体，亲爱的朋友。星期四下午你来一趟吧！”
保尔没去医务委员会，因为有事未能脱身，可是巴尔捷利克并没有忘记这事，硬是把他带去检查了。医生给保尔仔细作了检查，巴尔捷利克也以神经病理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诊断意见如下：
医务委员会认为，保尔·柯察金必须立即休假，去克里米亚长期疗养，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后果严重，不堪设想。
在处理意见的前面还罗列了一长串用拉丁文写的病名。保尔只了解到，他的主要病魔不在两条腿上，而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受了严重损伤。
巴尔捷利克把医务委员会的诊断和治疗意见提交专区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大家一致赞成立即解除保尔的工作。但是保尔本人建议，等专区团委组织部长斯比特涅夫休假回来，他再离职。保尔担心专区团委会无人主持工作。虽然巴尔捷利克反对这样做，但其他人还是同意了。
离保尔一生中的第一次休假只有三个星期了。他的办公桌已经放着一张去叶夫帕托里亚的疗养证。
这些日子里，保尔工作抓得特别紧。他召开了专区团委全体会议，竭力想把所有的事都办妥，这样才可以放心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