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魁梧强壮、饱经海洋风暴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这个1915年就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费奥多尔·朱赫来，向保尔讲述了残酷的生活和世间的真理。年轻的锅炉工如痴如醉地倾听着。
“小兄弟，小时候我也和你一样，生性倔强，浑身是劲，就是不知道往哪儿使。我家里很穷，看到那些老爷的小孩吃香的喝辣的，穿绫罗绸缎，心里就恨得直咬牙。我常常使劲揍他们。但有什么用呢？结果只能是被父亲毒打一顿。单枪匹马地干，改变不了这个世道。保夫鲁沙，你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只是现在还太年轻，阶级斗争的观念还比较薄弱。小兄弟，我愿意带你走一条真正的道路。我相信，你会有出息的。我最看不惯那些苟且偷生的家伙。现在全世界都着火了，奴隶起来造反，他们要彻底推翻旧生活。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一群勇敢的弟兄，他们不是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而是意志坚强的战士；他们面对战斗不会像蟑螂躲避阳光那样躲到地缝中去，而是大胆拼搏。”
朱赫来握紧的拳头在桌上使劲捶了一下。
他站起身来，双手插进衣袋，双眉紧皱，在房间来回踱步。
无所事事的生活使朱赫来备受煎熬。他有些后悔留在这个小城，觉得再呆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他下定决心穿过前线，去寻找红军部队。
城里还有一个由九人组成的党小组，继续坚持工作。
“没有我，工作可以照常进行。我再也不能这样无所事事地呆着，已经浪费了十个月，浪费的时间够长了。”他闷闷不乐地思忖。
有一次，保尔问他：“费奥多尔，你究竟是什么人？”
朱赫来立起身来，把双手插进口袋，没有立即明白这个问题的含义，反问道：
“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我想，你是布尔什维克，要不就是共产党员。”保尔轻轻答道。
朱赫来哈哈笑起来，逗趣地拍打着自己箍着条纹水兵衫的宽阔的胸脯。
“小兄弟，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就像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是真的一样。”他顿时变得严肃起来：“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么，你得记住，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杀掉我，你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出这件事，知道吗？”
“知道。”保尔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时，院子里传来说话声，没有敲门，门就被推开了。朱赫来马上把手伸进口袋，但旋而又抽了回来。原来是头上缠着绷带的谢廖扎·布鲁兹扎克进来了。他瘦了，脸色苍白，瓦利娅和克里姆卡跟在他的身后。
“你好，鬼东西，”谢廖扎微笑着把手伸给保尔。“我们三人到你这儿来串串门。瓦利娅不放心我一个人来，克里姆卡又不放心瓦利娅一个人来。别看克里姆卡一头红毛，脑袋倒还清楚，知道让什么人独自到哪儿去是危险的。”
瓦利娅开玩笑地用手掌捂住他的嘴巴。
“胡说八道，”她微笑着说，“他今天总在折腾克里姆卡。”
克里姆卡憨厚地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说：
“你拿病人有什么办法？脑袋瓜挨了一刀，当然要胡说八道嘛。”
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谢廖扎还未完全复原，于是就靠在保尔的床上。几个朋友热烈地交谈起来。一向乐呵呵、从不知何为伤心的谢廖扎今天却少言少语，略显压抑。他向朱赫来只讲述了彼得留拉匪徒砍他的经过。
朱赫来认识他们三个人。他曾多次去过谢廖扎的家里。朱赫来很喜欢这些年轻人。虽然在斗争的旋涡中他们还未确定自己的道路，但已鲜明地表现出他们的阶级倾向。年轻人大讲自己是如何把犹太人藏在家中，又如何帮助他们摆脱大屠杀厄运的。朱赫来一直饶有兴趣地听着。他也讲了很多关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列宁的事，帮助年轻人理解当前发生的种种事情。
保尔送走客人的时候，夜已经深了。
朱赫来每天傍晚出去，深夜才归，因为在离开这儿之前，他必须与留守的同志商量今后的工作。
这天夜里，朱赫来没有回来。早晨醒来，保尔看见床铺是空的。
保尔立即产生了某种模糊的预感。他赶紧穿好衣服，走了出去。锁好门后，他把钥匙放在约定的地方，就去找克里姆卡，希望能从他那儿打听到朱赫来的消息。克里姆卡的母亲又矮又胖，一张大麻脸，正在洗衣服。保尔问她知不知道朱赫来在哪儿，她没好气地说：
“怎么，我的任务就是专门帮你看着朱赫来的吗？就是因为他，祖佐利哈的家才给翻得底朝天啦。你还要他干什么？你们这伙人在干什么呀？什么朋友……克里姆卡，你……”她一边说，一边使劲儿搓洗衣服。
克里姆卡的母亲是个嘴尖牙利、吵吵闹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