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佳节，正是团圆之时。2015年的中秋节，我的姥爷来我家看望我们。在他来的前一天，我听到他要来的消息时，心里就开始有点紧张了。我为什么会对自己姥爷的到来而感到紧张呢？
这是因为，我为了向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献上一点自己的心意，创作了抗日儿童小说《和平芃心》。姥爷是经历过抗战时期的人，而我不是，他都没有写抗日小说，我却写了，我不知道他会如何看待我的作品，会觉得我胡搞吗？不过我也有点侥幸心理，觉得他不会直接批评我，而是鼓励我。
他来我家、见到我之后，我首先说“姥爷好。祝姥爷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平安幸福。”然后就告诉他我写抗日儿童小说的事。他真的没有批评我，还说我用童话的形式很好。我问：“可不可以给我讲抗战时期的事？”他说：“那时候我还不懂事呢。我是九一八那年出生的。”我插话道：“那就是1931年。”“我们桂林那里是1944年11月沦陷的，第二年即1945年8月日本就投降了，赶上了（抗战的）一点尾巴。”
我姥爷是广西桂林人，原来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妹妹在抗战时期夭折了。下面的故事和对话，我并不是按他和我交流的顺序写的，因为我感觉他也并不是按事情发生的先后讲给我的。关于此文真实性，我可以保证写出来的都是我确实听到的内容，而且我相信我姥爷是不会骗我的，但可能有的地方我听得不是很清楚。由于他是断断续续讲给我的，所以此文看起来或许有点乱。
根据姥爷讲的内容，我写出了《听姥爷讲那过去的事情》一文，并在网上发表，得到读者的好评。姥爷看过那篇文章后，认为我写得很有创意，句子语气流畅自然，善于做出各种相关联系，并能提出自己的积极看法。但姥爷觉得他当时在我家所讲的东西，太简单了，而我似乎又很关注那段充满炮火硝烟的往事，所以他根据我的文章，写了一些补充，以便我可以更多更详地了解姥爷一家那段逃难的真实情况。我看了他写的补充后，修改了一些句子，并写上我自己对补充内容的感慨，又加入了之后再见到姥爷时进行的对话，而成本文。
在与姥爷的交流中，我发现一个不小的细节：我们说起“日本鬼子”一词，往往带有蔑视、好玩的感觉，但姥爷用的是“日本鬼”，语气中带有一股狠劲，与我们这些没经历过抗战的人有明显的不一样。
一、度日如年
姥爷说，在日军刚来的时候，老百姓就盼着天黑，因为天亮了日本鬼就开始来抢东西、抓壮丁等，作恶多端。晚上日本人驻扎在一个地方，就不出来了。老百姓天天恐慌，度日如年。“日子很难过，哪怕挨饿都行。
原来姥爷一家住在桂林城内，日军逼近时，1944年中秋节左右，一家人就疏散到他祖辈同族的村庄龙潭村。龙潭村在桂林北偏西方向，相距约30华里。1944年10月底，日军攻打桂林，先占领了一些村子，那些村子离龙潭村不远。
最初，一天早上，一队鬼子兵来到姥爷所在的龙潭村。因为村民此前听传说鬼子抓壮丁、强奸年青妇女，很凶恶，所以成年男人和年青女子，都到村后山上躲避，家里只剩下老人、小孩和脸上涂了黑灰的年长女人。鬼子进村后，就分散到各家各户，搜查、抢劫、抓人，并到村后山上去抓人。鬼子越来越厉害，村民们躲在村后山上也不安全。几天后，每个凌晨，村里须逃避的人，都到较远的偏僻山林中躲藏。谁知鬼子也跟随着来到那里搜山。鬼子搜山抓获的人，或予以杀害，或予以凌辱，或带去作劳工服苦役。深藏在山中的茂林草丛中的人，听着周围鬼子搜查吆喝的声音，十分害怕被发现，胆战心惊，瑟缩不敢动弹，好不容易熬过这漫长恐怖的白天，熬到夕阳西下，熬到鬼子终于下山了、终于走了——只有安全留下来的人，才能庆幸自己又活过了一天！
当我回忆起姥爷讲的这段内容时，我问过姥爷：“日本兵为什么到晚上就不来抓壮丁了呢？”姥爷说：“他也怕天太黑，被人打死。”
一次，姥爷由他父亲带着，到村后山上躲避。鬼子来搜山时，姥爷和他父亲，藏在有一人多高的一个大草丛中，听到四面呼叫抓人的声音此起彼伏，两人不敢出声，手脚也不敢有较大动作，以免引起身边草叶晃动，而被鬼子发觉。一段时间后，山上的喊叫声、脚步声，渐渐地停止了，又过了较长时间，仍未听到附近有鬼子搜山声。两人已潛伏、紧张多时，很难受，认为鬼子已走，便想从藏处出来看看。不料，两人刚起身向外走了两步，还未走出藏身的草丛，忽见眼前只2米处，就在草丛边，站着一个鬼子，幸而他背向两人，未被他看见，两人大吃一惊，立刻缩回躲藏，直到天黑才出来回家。原来当时鬼子还在设哨监视，未走。这是一次得以侥幸逃过的危险，但后来姥爷的父亲就没有这样幸运，终是不幸地被抓走了。
姥爷的父亲被抓走后，姥爷只得跟随村里的亲戚，到离村较远的山中躲藏。有一次姥爷独自躲在山上一个草坑里，遇到由日本兵和汉奸组成的搜山队来搜山，他们一边行进一边用枪上的刺刀拨开前方的草莽，搜寻藏在草莽里面的人。突然，姥爷透过草间缝隙，看到一把刺刀，左右摆动着，向他躲藏、潜伏处而来，搜山队很快就会发现他了，他立即紧张起来。就在这危机的时刻，搜山队看到有猪，就呼叫着要共同去抓猪，而停止了向前搜索，终于没看到我的姥爷，他这才躲过了一劫。姥爷说那一次真的很悬。这些我听起来就像编出的故事一样刺激且充满悬念，没想到是真实发生的事，看来艺术真的来源于生活啊。因为我喜欢小动物，我在《和平芃心》里写过动物帮助主人公的情节，看来我写对了，抗日的时候真有动物相助。
二、强盗入室
鬼子第一天进村，有个鬼子来到姥爷他家，看上了一袋米。那鬼子见家中都是小孩老人，小孩中只有我姥爷比较大（也不到13岁），就对我姥爷示意说：“你在这等我，跟我一起把米抬走。”说完就去别的屋搜东西了。回忆起这段，我姥爷对我说：“那时候我也傻，人家让等着我就站在那儿。幸亏我妈拉一拉我的衣服轻声对我说‘还不快走’，我才赶紧跑了，要是去了日本人那里还不知道怎么样。”那天后得知，村里成年男人都外逃躲避，鬼子抓不到劳力，因此年纪较大的男孩，也有被抓的危险，所以姥爷的母亲让姥爷以后跟随自己的父亲外出躲避。
另一件事与此类似：我姥爷的外公（也就是他姥爷）养了一只大公鸡，用这大公鸡做了一锅肉。有个日本人来家里搜东西，要把这锅肉端走，并且要姥爷的外公端着肉跟他走。当一起走到门外时，那日本人又回头进门，好像还要搜别的东西，姥爷的外公就趁日本人进门——这瞬间未被监视的机会，端着肉就往近旁一荒屋基地飞奔逃跑了。待到傍晚，日本兵离籿后，姥爷的外公就端着那锅肉回家来了。
然而现在看来，上述两事的逃脱是有些冒险的，因为这日本兵带有长枪，如果不幸被他及时发觉，那结果就很难说了。
三、劳工之苦
在日军进攻桂林时，每天都来龙潭村抓劳工。为了免于被抓，我姥爷的父亲和外公白天都去村后山里躲着，晚上才能回家。一次傍晚，天快黑了，大家以为鬼子已走，姥爷的父亲就回家了，但等了许久，还不见姥爷的外公回来，我姥爷的父亲就去山里找外公。其实，鬼子还在山上，结果姥爷的父亲被鬼子抓了，充了壮丁，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后来，听到村里人来告知：鬼子在某处田里杀了一些人（劳工），尸体还在。我姥爷的母亲，恐怕自己的丈夫也在被杀害者之中，就在背上背着我姥爷的两岁弟弟去认找。她回来说，被杀害的百姓或劳工，被用绳子一串一串地绑着，一堆一堆地倒在地上，惨不忍睹，但未见有姥爷的父亲。
一开始，我姥爷跟我说，他父亲死了。我说怎么能确定是死了呢。他说他父亲很可能是偷跑回家被打死了，因为很多劳工是这样。如此说来，他父亲就是生死未卜，再也找不到了。
我姥爷说，如果日军抓到中国军人，会比对待老百姓更狠。日本人把用过了的壮丁都给杀了，很少有让他们回来的。我问：“为什么不用了的人还不放回来？”我姥爷说：“是啊，不用了就该放回来呗。（事实）用过后都被杀了。”
当桂林已沦陷，附近战事稍平息时，1945年春夏之交，姥爷一家人又从龙潭村搬到离城较近的下梁江村（在漓江河畔），暂住在一个关系甚远的亲戚家里。日本驻军有一个强制派劳工的要求，一次派到那亲戚时，他不想让自己儿子（18岁，刚结婚）去，就要我姥爷去。按我姥爷的话说，“这是寄人篱下没办法，但也合乎人情往来，因他家给我们暂居处，我们十分感激，这就算一个回报吧。”于是，我姥爷就去扛了一天的米，米袋很重，压在肩上几乎直不起腰，此前他从未扛过这样重的东西，感到非常累。他说他算出力轻的，因他只是一个13岁的孩子，年纪最小，而其他出工的都是大人，扛的更重。“就一天吗？”我问。“就一天。要是天天去，就累坏了。”他说。
四、昔日苦难
为安慰经历了战乱的我的姥爷，我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很有担当，中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了。”我姥爷说：“现在肯定不会了。那时候中国太弱。”我爸爸插话道：“那时候中国不统一，军阀一被打就跑了。”“跑了就老百姓遭殃。”我姥爷说，“现在要是中日打起来，就有意思了。”我理解他说的“有意思”，就是指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当日军向桂林侵略时，全城百姓都疏散外逃，扶老携幼，路途艰难，或遭日军追杀；或遇土匪抢劫；而流落异地它乡，有的食住无着，生活十分困难。
在日军快攻城时，中国守军用两昼夜的时间，将城内房屋焚烧殆尽，当时在离城二三十里的龙潭村，晚上都能看到城市方向的上空一片红色火光。战后，进城只见断墙瓦砾，一片废墟。姥爷家的二进二层木瓦房，也被付之一炬，夷为平地。当地居民饱受家破人亡之苦。
姥爷一家逃难寄居下梁江村时，一天，在离该村约5里的一座村庄附近的田间，一小股鬼子约十人，遭到地方几个游击队员伏击，其中一个鬼子被打死。鬼子们把那个鬼子的尸体抬回去后，就派来了一队约二三十个鬼子，这时游击队早已撤退到大山后边，鬼子们找不见游击队，便放火焚烧附近这座村庄作为报复。当时但见整个村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村庄居民除房屋、财产受到洗劫一空的损失外，还不知身心受到何等伤害。这前后过程是姥爷躲在附近一个山上看到的。其实，游击队并不来自该村庄。鬼子的残酷报复，是其又一次罪行。
我姥爷还说，他的大妹妹（小名叫妹仔，时年10岁）腰部长了一个疮，兵荒马乱的没有给治，后来她就死了。我姥爷说他挺自责，“怎么就没给她治一下呢。”原来，在龙潭村时，姥爷的父亲已被鬼子抓走，家里带出来的主要财物约5市两多的黄金首饰，又全被暂住处的房主盗窃，姥爷的母亲悲恸、焦虑万分，欲哭无泪，一家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下。从龙潭村搬到下梁江村后，一家七口（包括姥爷的外公外婆）的生活，全由姥爷的母亲一人负担，而她刚遭受痛失人财的沉重打击，面对目前的艰难，也只得强打起精神。为了维持生活，姥爷的母亲到附近墟场卖掉暂时用不上的衣物，又设法去做些小买卖。这时，姥爷的大妹疮病加重。当时还处在战乱情况，百姓生活朝不保夕，更何谈医疗，而母亲又负担太重，心力交瘁，已无法救治她的病了。在下梁江村，姥爷一家人和其他同是从城里逃出的亲戚共20多人，挤居在一个大房间里，食住在一起。姥爷的大妹，因其病状，受到同居的一些人的不满，一些人要求把她搬出去，于是她就搬到门外近旁，躺在地上一张草蓆上，但还不行，她又被抬到远处田边一间空屋（村祠堂）里，孤零零地睡在地上。每天姥爷的母亲给她送饭。一次母亲送饭回来说，因为那间屋的大门没有关好，晚上有野狗进屋在她身边活动，她很害怕。后来母亲每次送饭离开时，就注意在门外把门拉严。姥爷也曾带着他的小妹小弟去看她，见她凄惨无助地躺在那儿，心中十分难过，又无计可施。没过多天，母亲送饭回来说，妹仔全身出汗，头发根都湿透了，还说想吃粽子。母亲就买了给她吃。第二天，母亲去送饭时，就见她已经断气了。于是，母亲雇人将她埋葬。被雇的人却将她草草埋在附近漓江边的荒地下。
原来，我还有个这样的姑姥姥啊！我因为肌肉萎缩、脊椎变形，只能每天躺在同一张床上，有时想翻身了，却因为各种原因叫不来人，自己又没有力气翻身，便感到极其难受、害怕和绝望，痛苦得无法形容。但我毕竟生在和平年代，活在便捷的现代社会，可以受到父母的照顾，感受到家庭和祖国的温暖，享受各种美食和文化产品，我创作的文学经常受到读者的赞美，令我非常开心幸福。我一年年地长大，我要让自己渐渐地成为一个思想丰富的哲学家、胸怀天下的政治家、谈古论今的历史学家、文笔优美的文学家，以后还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网络主播，一个懂编程的程序员。而我的那个姑姥姥呢？她永远是十岁了！我的眼睛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重重阻隔，凝视着那间村祠堂，凝视着躺在村祠堂里的十岁的姑姥姥。如果她察觉到我的凝视，她会把我当成一个姐姐吗？对于十岁的她而言，我比她大，又懂得那么多东西，我多像一个姐姐啊。我陪伴着这位小妹妹，真想说一句：“小妹妹，我来看你了。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的侄外孙女。”
至于姥爷的父亲，自从被鬼子抓走后，杳无音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只在自家亲人的心上，留下久长的哀思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这是后话。
日军攻占桂林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给当地百姓家庭，造成各种苦难灾害，也种下了深仇大恨。姥爷说，日本刚投降后，桂林附近少数离散的日本兵，被老百姓抓住就打死。我根据自己看过的资料，说：“有的战犯被放回去了。”姥爷说：“如果是老百姓抓住就会打死，太仇恨了。（因为当初）日本鬼对中国人太残忍了。南京大屠杀就更惨了。（中国人）哪有现在这么幸福。”
五、面向未来
姥爷表示自己仇恨日本鬼。如果是一个年轻人这么说，我会马上告诉他，仇恨是没有用的。可，这是在抗战时期失去父亲和一个妹妹的我的姥爷，是一位老人，我怎么好直接不认同他呢？我选择尊重他的情感，什么话也没讲。过了一会儿，我借着介绍自己的作品，说：“我的小说里有一个日本小姑娘，比女主角还小一岁。她是殖民来到中国的，后来她父母都死了。”我爸爸说：“后来她就呼唤和平了？”我说：“对。”姥爷没说什么。
我向姥爷阐述了自己的很多观点：“我是坚持中美合作的，也是反对他们（指美国人）干涉他国内政的。我觉得应该尽量与日本人友好，中国在古代很深地影响着日本，中国和日本有很多文化上、宗教上的交流，还有茶道。”我姥爷说：“你的观点跟现在领导人一样。要是你当了领导人，（中国的政策）也会像现在这样。”他还说我看问题全面，辩证法运用得很好。
其实，我知道，姥爷是有大局观念的。漫长的岁月应该足以让姥爷明白很多道理。所以，姥爷虽然仇恨日本，但他还是说“也不能认为一个民族都是坏的”、“日本的那些侵略中国的人，很多都老了、死了。日本年轻的人都不知道上一辈做过的事了”。只不过，是苦难岁月的巨大伤害，让那份仇恨难以完全抹去。那伤害，该是怎样痛苦的记忆，又该是怎样恐怖的感受呢？
抗战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个太沉重的集体记忆。正因为这个记忆是集体的，所以我这样一个没经历过抗战的九零后，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关于抗战的记忆。日本侵华，造成大量的、惨重的伤亡，带来无尽的、巨大的痛苦，如今的日本右翼势力，怎能否认日本侵略的历史？无论日本右翼势力如何进行丑恶的、可耻的否认，如何为历史翻案，都无法改变血泪浸染的历史事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姥爷曾去日本出差。当我知道了此事以后，我问过姥爷：“您去日本出差是什么感觉？”姥爷说：“对日本还是仇恨的。”我又问：“您去出差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好吗？”姥爷说，接待他们的日本人，对中国人很好。
最后，我建议姥爷把他的经历写下来。“有什么可写的呢，就我父亲的事可以讲讲。”姥爷说。我说：“如果要告他们（指日本侵略者），老百姓提供的证据细节很重要。”我想，不管姥爷写不写，我先把听到的记下来，让过去的事情没有白发生。姥爷讲的事，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经常听抗日的故事，但这一次，毕竟是自己亲人讲的，使我原来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加深，也使我对那段往事感受得更加真切。
晚上，我吃着大闸蟹、饺子，还有香甜的月饼，看着电视上的中秋晚会，感觉自己太幸福了。我的生活十分安逸，像在岁月深处静静流淌的河。那些食品和文艺作品，给我带来缤纷的、各种独特的享受。我的心情总是非常愉快，也总是非常欢畅。我这种幸福、平静的生活，恐怕是苦难时期的中国人无法想象的。既然中华民族受欺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就应当珍惜现在，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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