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来了，小艇乘风破浪，直奔小岛。下午三点半，我们绕过西南的海岬。我们又饥又渴，唇焦嘴裂，还不能用舌头去舔。风渐渐减弱，入夜以后，索性停了。我只好又用桨划——但没力气了，一丝力气也榨不出来了。凌晨两点，小艇在我们的小海湾滩头靠了岸，我跌跌撞撞地踏出去，拴紧了缆绳。美谛站不起来了，我扶起她，两人却一同栽到沙地上。爬起来时，我只好拖住她，走过沙滩，送进小屋。
白天我们没有干活，实际上，我们睡到下午三点——起码我是这样。我醒来时，美谛正在做饭。她的复元能力真了不起。那娇弱得像百合花的身子里，有一股韧劲，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可她表面却那么娇嫩，似乎一碰即破。
“你知道我是为了健康才去日本的。”吃完饭，我们偎在篝火边，感到了闲适的乐趣，她说，“我身体不好，一向不好。几个医生都建议我做海上旅游，我挑了最远的旅程。”
“你那时可没想到自己挑到了什么。”我笑了。
“但这次体验，让我脱胎换骨了，身体也会健康起来。”她回答，“我也希望成为一个更好的女人，至少对生命的体验更丰富了。”
这天过得真快，我们谈起了海狼的瞎眼。这事怪异，情形不妙。我引用了海狼自己的话，说他准备死在拼命三郎岛上。像他那么个热爱生命的强人，却接受了死神的邀请，他显然遭到了比瞎眼更可怕的煎熬。他头痛得要命，我们一致认为是脑子的病变，他发作时，那种痛苦我们无法想象。
讨论到海狼，美谛流露出深深的怜悯，但我因此更爱她。她那怜悯，那么有女人味，感情里没有丝毫虚假。她认同，我们要想逃回文明世界，就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但一想到我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用她的说法是“我们的生命”）就可能干掉他的命时，她又不禁退缩了。
天没亮，我俩已吃完饭，天一亮，就开始工作了。我在前舱找出了一个轻便小锚，好不容易才把它拖上甲板，放进小艇。我在三桅船船尾接了一大盘绳子，驾驶小艇往海湾深水处划去，抛下了锚。没有风，潮水澎湃着，三桅船上下起伏。放绳和下锚我主要靠一己之力（绞盘坏了），小艇在锚的牵制下，上下起伏。那锚太小，连微风也吃不住，我又放下了左舷的大锚，给它留出了长绳。下午，我开始修理绞盘。
绞盘，我折腾了三天。机械我几乎一点也不懂。三天干的活，一个机械工三小时就可搞定。我从自学使用工具开始，机械工那些得心应手的法则我得自己摸索。第三天，绞盘可以勉强运转了，它再也不如原来那样操控自如，但毕竟能用，我能工作了。
花了半日之功，我把两根中桅拉上了船，扎成了“人字吊”，安装好了导引绳。那夜，我在甲板上我的“大作”旁睡觉。美谛拒绝独自呆在岸上，睡到了水手舱里。海狼白天坐在甲板上，听我修理绞盘，跟美谛和我扯些闲话。没人提起破坏事件，他也不阻止我摆弄他的船，可我还是有所畏惧：他眼瞎了，却总不露声色地听着。我做事时，一直提防着他那双猿臂。
夜里，脚步声惊醒了迷蒙的我。夜空中星星闪烁着，海狼那巨大的黑影在移动。我从毛毯里滑出来，穿着袜子随他而行。他从工具箱里找来了一把两端有柄的刮刀，打算割断我再次固定在“人字吊”上的喉头升降绳。他用手摸到了升降绳，却发现我并没有让绳绷紧，不能用刮刀割。于是他拉紧它，想用刮刀割断。
“我要是你，就不那么干。”我冷冷地道。
子弹的上膛声响了，他笑了。
“喂，书呆子，”他说，“我知道你在这儿，我的耳朵还灵。”
“你撒谎，海狼，”我说，那声音冷得像脚下的海水，“不过我倒巴不得借此机会干掉你，割吧。”
“你的机会很多啊。”他轻蔑地说。
“割呀。”我的声音带着白冰的寒光。
“我倒想让你失望一回。”他笑了，转身往船后走去。
“总得想个办法，书呆子，”第二天早上，我把夜里的事告诉了美谛，她说，“他只要有自由，就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可以把船凿沉，也可以把它放火烧掉。他究竟会干什么很难预料，我们得把他关起来。”
“可怎么关呢？”我无奈地耸耸肩问，“我不敢靠近他的胳臂，而他又知道，只要他消极反抗，我就无法开枪。”
“总会有办法的，”她争辩说，“我想想。”
“有一招。”我阴沉地说。
她望着我。
我拿起了一根打海豹的棒子。
“我不会把他打死，”我说，“但不等他醒来，我就可把他捆个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