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译序

说不完的《浮士德》

德国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的诗剧《浮士德》，是一部旷世不朽的巨著和杰作。它在问世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先在德国、继而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引起了越来越大的重视，不仅一再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其它文字，每一个文化稍微发达的国家和民族都有不只一种译本，研究它的著作、论文也成千累万，汗牛充栋。人们不断地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中，带着不同的审美眼光对《浮士德》进行观察；而这部杰作呢，就如同一块硕大的水晶体，随角度、背景和审美眼光的变化而变化，永远闪射着美丽迷人的异彩。正如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莎士比亚有“莎学”，在世界范围内研究《浮士德》也已形成文学领域里的一个独立学科，被称为“浮学”。

像《浮士德》这样长久地保持着巨大生命力和吸引力的经典作品，在德语文学中真是绝无仅有，在世界文学中也屈指可数。它是马克思“最喜爱的”一部德语文学著作，被他读得烂熟。马克思早年写过一部命运悲剧《兰尼姆》（未完成），其主人公贝尔蒂尼就被认为是“《浮士德》里的（魔鬼）靡非斯托裴勒司苍白无力但可辨认出来的翻版”。他在自己的论著里还经常引用《浮士德》，或者巧妙地借用书中形象，或者创造性地发挥书中的思想。他特别欣赏靡非斯托冷峻尖刻的嘲讽，曾让这个魔鬼现身说法，帮助揭示金钱、货币“带来邪恶堕落”和“助长异化现象”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

列宁同样非常喜欢《浮士德》。他流亡国外时只带了两本文学书籍，其中一本就是歌德的伟大诗剧。他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也经常读它。除去革命导师，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如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也推崇《浮士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称他为德国人“世俗的《圣经》”，说只要“带着它，一个人即使终生独居在孤岛上，也不愁缺少精神寄托……”

诚然，对于歌德的《浮士德》，近两百年来并非只有推崇和赞美。特别是在歌德逝世后不久的19世纪上、中叶，特别是对诗剧的第二部，批评和贬斥真不算少。甚至有些原本十分景仰老诗人的年轻一代作家如赫勃尔、默里克、凯勒以及海涅等等，也不完全理解这部巨著，也参加了批评者的行列。但是，时代的前进，研究的深入，渐渐消除了好心人的误解和反动势力（如德国的纳粹“理论家”）的曲解，使《浮士德》像一座深深埋藏在地下的宝藏，终于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珍视。

《浮士德》对于后世作家们的影响，更非同一般。海涅、拜伦、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等大诗人大作家，都写过类似题材或主题思想的诗剧；平庸之辈的仿作更不计其数。到了20世纪，在《浮士德》启迪下写成的作品仍不断出现，其中最著名的为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浮士德博士》（1949），卢那察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1918），高尔基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7～1937）以及法国杰出诗人瓦雷里的戏剧片断《我的浮士德》（1940），等等。在咱们中国，一提起《浮士德》，人们自然会想起文学巨将郭沫若，因为他不仅是这部世界名著的译者——俄译本则出自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而且本身的诗歌和戏剧创作也深受《浮士德》的影响。

诗剧《浮士德》分上下两部，共计12111行，篇幅虽不算小，但毕竞有限。相比之下，它的魅力和影响力，却几乎无限、无穷。何以会如此？原因在哪里？

原因首先在作品本身无比丰富、异常深邃、复杂而又多层面的思想内涵。是的，它是如此的丰富、深邃、复杂而又多层面，以致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读者，人人都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新的东西，以致一代一代的研究者，对它总是说不完，道不尽。

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354～530）在其所著《基督教教义》一书中，曾引用下面这首中世纪广为传诵的小诗，来说明、归纳《圣经》诠释工作的繁难和艰辛——

字面意义多明潦，

寓言意义细分晓，

道德意义辨善恶，

神秘意义藏奥妙。

这个古老的四重意义说，今天仍受到西方现代阐释学的重视，对我们阅读、理解和欣赏一些内涵丰富、深邃的文学作品，也确实不泛启迪、指导作用。试想堪称经典的文学巨著，哪部不是多义的呢？

然而，要想诠释“世俗的《圣经》”《浮士德》，仅有奥古斯丁的四种意义说似乎已经不够；它有着更多更深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