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尊重过去
僧侣制度，像西班牙和西藏存在的那种僧侣制度，是扼杀文化的一种痨病。说干脆一点，它在扼杀生命。说简单一点，它在消灭人丁。进入修院，等于受了宫刑。它在欧洲已成灾难。此外，还存在无时无刻不借信仰而行施的残暴手段，言不由衷的志愿，以修院为支柱的封建势力，人口过多家庭的长子出家的宗子制，我们刚才谈过的那种种残暴行为——“地牢”，被封闭的嘴，被禁锢的头脑，被磨灭的智慧，被活埋的灵魂。除了民族的堕落以外，还得加上个人的苦难，无论你是谁，在僧衣和面纱（人类发明的两种装殓死人的服饰）面前，你总免不了不寒而栗。
但是，在某些地方，出家修道的风气无视哲学和进步，竟然盛行于19世纪。更奇怪的是，苦修之风竟有愈演愈烈之势，令文明世界为之震惊。一些团体过了时，却想永远存在下去，那种倔强的劲头儿，那种所谓的仁爱，无异于要人把哈喇了的头油抹在头发上，要人把发臭的鱼吃到肚子里去，要大人穿小孩子的衣服，像回到家的僵尸要和活人拥抱。
“你这忘恩负义之辈！我在风雨中保护过你。现在你为什么抛弃我？”这是衣服的观点。
“我出身于大海。”那臭鱼是这样认识问题的。
“我是从玫瑰花里来的。”那哈喇了的头油也不服气。
“我爱过你们。”僵尸这样说。
“我给你们以教诲。”修院也不放过你。
对此，我们惟一的回答就是：那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
梦想让死亡的东西无休止地存在下去，并采用以香料防止尸体腐烂的方法来管理社会，对腐朽的教条加以修订，在法宝箱上再涂上一层金粉，把修院修缮一新，重新净化圣器匣，补缀迷信露出的破绽，鼓动信仰狂，替圣水瓶和马刀重新装柄，再建僧侣制度和军事制度，把寄生虫的繁殖也看成社会的幸福，把过去强加于现在，那一切，好像甚为奇怪。可社会上却有一大批乐此不疲者。他们都是聪明绝顶的人，自有一套过人的本领，把过去的一切加以粉饰，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社会秩序、神权、道德、家庭、敬老、古代法度、神圣传统、合法地位、宗教……于是，逢人便喊：“瞧啊！这些东西多好！快快接受吧，诚实的人们！”那种逻辑在很早的时候便已存在。罗马的祭司们就用了这种逻辑。他们把石膏粉涂在黑牛的身上，便说：“你已经白了。”
至于我们，我们是处处都心怀敬意的，不与过去过不去，只要它认定自己是死了。如果它要表示它还活着，那么，我们将把它置于死地，将它捏死。
迷信、过分虔诚、口是心非、成见，统统都是鬼物，但它们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的鬼影全都尖牙利爪，必须和它们肉搏，和它们斗个不停，因为和鬼魅进行永久性的斗争是人类的必然天性。要抓住鬼影的咽喉，把它打翻在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19世纪艳阳高照的日子里，法国修院就像阳光下的枭鸟窝。在1789年、1830年和1848年的时候，修院居然在革命发祥地大肆鼓吹出家修行，顿时出现了反时代的潮流，使罗马的幽灵横行于巴黎城域。在正常的年代里，只须念一念表示公元年代的数字，便足以制止一种过时的事物，使它销声匿迹。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正常。
我们必须战斗。
我们必须战斗，也必须区别对待。真理的本性是不走极端的。它也需要矫枉过正吗？有些东西是必须加以摧毁的，而有些东西只须拿到阳光下看清楚就行了。严肃而又和善的检查，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阳光明媚之时，我们是无须点燃火炬的。
因此，现在既然已是19世纪，那么，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土耳其，一般说，我们都反对那种出家修行的制度。修院等于污池。那地方明显是有害的，就像一片烂泥塘，腐臭而淤滞，生物会因发酵而身染热病，并促使衰亡。修院的增长已成为埃及的祸根，我们想到，在那些国家里，托钵僧、比丘、苦行僧、圣巴西勒侍修士、隐修士、和尚、行脚僧，如蚁如蛆，迅速繁殖，万头攒动，令人不禁毛骨悚然。
我们费了这么多唇舌，宗教问题依然存在。这问题的某些方面神秘而又骇人。我们希望大家一起留心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