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马车坐起来不大舒服，而我的身体也不大好，经不起长途跋涉。此外，我的样子又不威严，没有人会给我提供好的服务。而且大家都知道，在巴黎，驿马是否跑得快，完全看车夫如何操纵。我以为多给车夫塞钱，就可以弥补我的笨嘴拙舌和其貌不扬了。但这样一来，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了。车夫们竟然把我当作跑腿的，以为这是我生平头一次坐驿车出门执行任务。此后，他们给我的马都是一些脚力不济的驽马，而我则成了车夫们的笑柄。我终于耐住了性子，什么怨言都没有，他们怎么高兴就让他们怎么干。其实我一开始就该这么干了。
我沉浸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我身上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当中，思忖良久。我得以排遣旅途烦闷的方法多得很。可是我既不擅长、也没有心思来思考这个问题。令人惊讶的是，我是多么地容易忘记过去的不幸啊，尽管它们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如果灾祸已经发生了，回头想起来，它们的影响竟然慢慢地变得如此的微弱，最后我总是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但如果灾祸尚未降临，那么一想起即将有祸事临头，总会使我心惊胆战、忐忑不安。我那令人大伤脑筋的想象力总是自寻烦恼，左思右想即将有什么灾难要降临，这扰乱了我的记忆，使我回想不起已经发生过的灾难。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就不需要严加防范了，而且再去为它劳神也是于事无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被尚未到来的灾难弄得心力交瘁。在我担忧灾难会降临时吃的苦头越大，事后就越容易忘记它们。与此相反的是，我不断地耽于对往日幸福的回忆，我不停地回味着它，这样，只要当我渴望这份幸福的时候，我都可以再次享受它。我相信，多亏了这种中庸的秉性，我才从来没有养成记仇的脾性，而这种仇恨将会让一个爱报复的人的心灵怎样地骚动不安啊！人一旦有了这种脾性，就会对曾经遭受的侮辱耿耿于怀，并想方设法要对自己的仇敌进行报复，而自己也会深受这份仇恨煎熬之苦。我性情暴躁，一激动就会很生气，甚至勃然大怒，但是仇恨的念头从未在我心中扎过根。我很少在意自己遭受到的侵犯，所以也不大会在意冒犯我的人。我之所以想到他曾经给过我的伤害，是因为我担心我可能会继续受到他的坑害；如果我确信他不会再伤害我，那么我就会立刻忘掉他业已对我造成的伤害。人们常常训导我们要宽恕他人。这当然是一种美德，但是对我来说却并非如此。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克服心中的仇恨，因为我的心从未感到过一丝的仇恨。我极少在意我的仇敌，也无需什么美德来饶恕他们。我不知道，他们为了折磨我而作茧自缚到了什么程度。我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有权有势，并且利用了他们的权势。但是，有一种事情是超出了他们的权力的，我谅他们也做不到这一点：尽管他们为折磨我而绞尽脑汁，但是他们无法强迫我为了迫害他们而焦头烂额。
就在我离开后的第二天，我就完全忘了最近发生的事情——除了我不得不提防的事情以外，议会、蓬巴杜尔夫人、舒瓦瑟尔先生、格里姆、达朗贝，以及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的同伙，全部被我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相反，我记起了我动身前夕读的最后一本书了。我也回想起了格斯耐尔的《牧歌》。此书是他的译者于贝尔前段时间寄给我的。有两个念头紧紧地攫住了我，它们在我头脑里交织互现，所以我决定试着把二者结合起来，用格斯耐尔的诗体写“以法莲山的利未人”这个题材。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简约风格是不太适合这样一个可怖的题材的，同时也很难想象，我当前的处境会让我产生一些欢快的思想，来减轻这个故事的惨淡气氛。然而我还是大胆试了一把，只为了在车中寻找一点乐子供自己消遣，心中也并没有报什么成功的希望。但是从我落笔的那一刻开始，我惊奇地发现，我思想的转变是那么地柔和，我的表达是如此的自如。我花了三天时间把这首小诗的头三章写好了，其余部分我随后在莫蒂埃完成了。我相信，这辈子我也没有写过什么作品，比这首诗有着更为柔情动人的特征、更为鲜明的色彩、更为朴素的描写、更为贴切的性格塑造、更为古雅传统的质朴——尽管这个题材有着可憎的恐怖的特点。因此，除了以上说的优点，我还具有克服写作中固有困难的优点。《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如果不是我最好的一部作品，也会永远是我最喜爱的一部作品。重读这首诗，我每次都会而且永远都会感到一种心灵得以从苦难中解脱的欢乐。远离了不幸的折磨，我的这颗心为自己找到了安慰，从自身为自己找到了一种补偿。有些大哲学家在他们的作品里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厄运显得豁达宽容。试把这些哲学家们都集中起来，放在和我相似的处境中去——让他们在尊严受到侮辱的那个时候，去写这样一个题材相似的作品吧，你会马上看出来，他们的表现会是什么样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