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加上我的房东马达斯先生（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人），就是我在乡间的主要朋友。当然，我在文坛之外也有许多朋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在巴黎呆得很舒服。文人圈子里，除了杜克洛我再也想不起有其他什么朋友了。而德莱尔呢，他还太年轻了，而且尽管他亲眼目睹了那个哲学小集团对我使的阴谋诡计之后，就完全脱离了那个哲学小集团——我认为至少是这样——我还是无法忘记他随时准备在我面前充当小集团传声筒的那副模样。
首先，我拥有名副其实的老朋友罗甘先生。他是我在黄金时代的好朋友，我和他的友谊并非从我的作品开始，而是从我个人的品德开始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一直保持着和罗甘先生的这份友谊。我还有可敬的同乡勒涅普和他的女儿朗拜尔夫人，那个时候她还活着。还有一个叫库安德的日内瓦年轻小伙子，在我看来，他是个好小伙儿，谨慎细心、乐于助人、充满热情，但是他却无知轻信、贪吃贪喝、自高自大。我一到退隐庐来，他就过来看我，不久他就不由分说地跑到我家里住下不走了。他对绘画有点感兴趣，也认识了一些艺术家，在给《朱丽》作插图方面，他给我帮了点忙。他负责料理《朱丽》的插图和制版事宜，并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使命。
杜宾先生家的门也对我敞开着。尽管杜宾先生家的情况比不上杜宾夫人极盛时期那么光彩夺目，但由于杜宾先生家主人特有的素质和云集在此的宾客皆非等闲之辈，因此，他家依然是巴黎数一数二的。因而我一直都很喜欢他们，而且离开他们只是为了能够独立自由的生活，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友好表示，我一直相信自己会受到杜宾夫人的欢迎。我甚至可以把她当作我的一个乡间邻居，因为他们在克利什造了一座别墅，我有时候还去他们的别墅呆上一两天。如果杜宾夫人和舍农索夫人关系更融洽一些的话，我会去得更勤的。同一个屋檐下的两个女人彼此都没有什么好感，如果要让她们俩都很开心，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困难了，这就使得我在克利什很受拘束。因为我和舍农索夫人的关系更加平等而又熟稔，因此我很乐意没有什么拘束地在德耶看到她——德耶离我家很近，她在那里租了一座小房子——甚至在我家里，她也经常来我家看望我。
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克雷基夫人，她笃信宗教，因此跟达朗贝、马蒙泰尔和大多数文坛人士断绝了往来。我相信特吕布莱神父是个例外。他那时是一个伪善的人，克雷基夫人也比较讨厌他。他是主动来结交我的，并始终关心着我，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她曾经派人给我送来几只肥美的母鸡作为新年礼物，并计划好了来年过来看我。但是卢森堡公爵夫人同期的一次旅行打乱了她的计划。我欠他一个人情。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将永远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位置。
如果罗甘先生放在第一位的话，我还有一个朋友是完全值得放在第二位的，这就是我的老同事卡利约。他曾任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秘书，后来又到了瑞典，宫廷派他去处理外交事务，并从那时起成了实际上的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有一天，他突然出人意料地到蒙莫朗西来看我。他身上缀着某个西班牙勋章，勋章的名字我忘记了，上面有一个珍贵宝石镶嵌而成的光彩夺目的十字架。在他的家世证明文件中，他不得不在他的名字上加了一个字母，现在名为卡利荣骑士。我发现他还是老样子——心地顶好，心态也越来越温和。如果不是库安德又像往常那样硬插到我们中间来，利用我住得离巴黎远这一点，僭越权利，以我的名义获取了他的信任的话，我和卡利荣又会像以前一样亲密的。然而，出于为我服务的过分的热望，库安德取代了我的位置。
关于卡利荣的这段回忆，让我想起了我的另一个乡间邻居。如果我漏掉他不谈，那就太对不起他了，因为我必须承认我对他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我感到自己是不可饶恕的。这就是尊敬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给我帮了大忙。他们全家来法国旅行之后，他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租了一座乡间别墅。一听说他做了我的邻居，我就满心欢喜地去看望他，这样做与其说是一种义务，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快乐。我第二天就动身了。路上遇到一些人来看望我，因此我又不得不和这些人原路返回我家。两天以后，我又动身了，谁知道那天他们全家到巴黎赴宴去了。我第三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家里，但是我听到了一些女人的声音，停在门口的一辆马车更是让我吃了一惊。我希望见到他，不管怎么说，时隔这么久首次见面，我们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好好叙叙旧。简而言之，我把拜访他的时间一天一天往后推，到最后我觉得，这么晚才履行这个义务使我颇感惭愧，竟至不想尽这个义务了：我敢把这次拜访推迟这么久，却不敢再见他了。勒·布隆先生对于这一疏忽当然感到很愤怒，也为我的疏懒扣上了忘恩负义的帽子。然而，在我心里，我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如果我能为勒·布隆先生做点能给他带来真正欢乐的事情（即使他不知道也罢），我敢肯定他一定不会怪我办事拖拉的。但是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面的懒惰粗心、拖拖拉拉，比起那些大的陋习来，更加对我不利。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这些方面的疏忽：我很少做过我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不幸的是，很多我原本该做的事情，我往往都没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