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各式各样的计划都是我散步时沉思默想的材料。我想，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只能在散步的时候才能进行思考，只要一停下来，我就再也不能思考了，我的脑子只跟我的双脚一起运动。不过，我也做了一点预防，为雨天准备了一个室内工作，这就是编《音乐辞典》。对这本辞典而言，它的材料既杂乱无章又残缺不全，并且未经分析提炼过，所以几乎有全部重新写过的必要。我带来了几本写这部辞典时需要用到的书籍。在这之前，我曾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对其他好多书进行过摘抄，那些书是我从王家图书馆里借出来的，其中有几本人家还允许我带到退隐庐来。这就是我准备的室内工作，当天气不允许我出门，或者抄乐谱抄烦了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编辞典。我的这种安排太合理了，所以不论是在退隐庐，还是在蒙莫朗西，甚至后来在莫蒂埃，我都是这样做的。我在莫蒂埃编完了这部辞典，同时也在继续做着其他的事情。我一直觉得，像这样不时地换换工作来调剂一下，对我来说是一种真正能够解除疲劳的方式。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比较严格地执行了我制定的这个作息时间，对此我感到相当满意。但是当晴好的天气更频繁地将埃皮奈夫人吸引到埃皮奈或舍弗莱特的时候，我便发现，有些起初并不怎么让我费心、也没有引起我太多注意的事情，现在却极大地搅乱了我的其他一些计划。我曾经说过，埃皮奈夫人有一些可爱的优点，她热爱她的朋友，热情地为他们服务，为了朋友她可以不惜时间也不惜精力，因此她理应得到朋友们的回报。迄今为止，我虽然一直在尽着这个义务，却并没有发现它是一个负担。但是后来我终于认识到，实际上我已经给自己套上了一条锁链，只是因为友谊的缘故，我才没有感觉到它的重量，而且由于我讨厌应酬和交际，我又加重了这条锁链的重量。埃皮奈夫人就利用我的这种讨厌，向我提出一个建议。这个建议表面上对我有利，实际上对她更有利。建议的内容是：只要她没有伴了，或者差不多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派人来叫我去。我同意了，却没有料到自己受到了束缚。这样约定的结果是，不是我在有空的时候去拜访她，而是她在有空的时候召我去陪她玩。如此一来，我就再也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了。这种约束也使我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觉得去拜访她是件很愉快的事情了。尽管她再三许诺说我可以有不去的自由，但我发现这个许诺是以我不利用这个自由为前提条件的。有一两次，我想利用一下这个自由，埃皮奈夫人就又是捎信，又是写便条，又是担心我的健康。对于她的这些大惊小怪的反应，我看得很清楚，除非我实在病得卧床不起，那么只要她稍一召唤，我就得朝她家马不停蹄地赶过去。我没法不接受这种束缚。最后我屈从了，而且对像我这样一个最讨厌听命于人的人来说，甚至是心甘情愿地屈从了。因为我真心地依恋她，所以我根本没有觉察到随之而来的束缚。通过这种方式，她或多或少地填补了她那个圈子里的朋友不来陪她时给她的娱乐时间带来的空白。虽然对她而言，找我来陪伴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替代措施，但至少比彻底的孤单冷清要好一点，因为她受不了这样的情形。然而，自从她试图尝试一下文学写作，自作主张地要写点小说、书简、喜剧、故事以及诸如此类的无聊东西以来，她很容易就填满了这些空闲时间。不过，让她感到有意思的不是写作这些东西，而是将它们读给人听。如果她偶尔能涂抹出比较连贯的两三页文字出来，那么在完成一项如此艰巨的任务之后，她就非得至少找两三个自愿捧场的人来听她朗读不可。我没有入选这类人的荣幸，除非有人好心地推荐我参加。我常常被人视若无物，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埃皮奈夫人的社交圈里，也发生在霍尔巴赫先生的社交圈里，只要是格里姆定调子的地方都是如此。这种微不足道的地位让我觉得非常自在，但是在和埃皮奈夫人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我既不敢谈文学，因为没有这个资格，也不敢说风月，因为我太羞涩，宁愿去死也不愿被人说成是一个老色狼。我和埃皮奈夫人呆在一起的时候从未动过这方面的心思，而且即便在她身边呆一辈子，我也绝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倒不是说我对她有什么反感或讨厌，恰恰相反，也许是因为我对她的爱太像对一个朋友的爱，所以我不能把她当一个爱人去爱了。我看到她，跟她聊天，就感到很愉快。她的谈吐虽然在社交场合下相当引人入胜，但在私下聊天时则比较枯燥乏味，而我也不善言谈，不能勾起她谈话的兴致。我和她常常相对枯坐，良久无语。我对此感到很不好意思，便竭力没话找话说。这常常让我觉得很累，但是并没有感到厌烦。我很高兴向她献点小殷勤，给她来点兄弟般的吻，这种吻对她和对我而言都没有什么肉欲的感觉。我俩之间也就仅此而已。她很瘦，脸色苍白，胸部平得像我的手掌。光是这一个缺陷就让我的心凉了半截，因为我的心灵和感官从来就不把没有乳房的女人当作女人。再加上其他一些说来无益的原因，常常使我忘记她是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