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诚实、热情、勇敢地为他做这些事情，本来应该为此而获得他的另一种奖赏，而不是像我最后所得到的那样。上天赋予我善良的性情，几位最好的女人又给我良好的教育，加上我自己的努力，所有这些因素造就了我，现在正是我将它们表现出来的时候了。事实上，我也正是这样做的。那时候，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工作，身边没有朋友，无人指导，而且阅历浅薄，又被一群流氓无赖所包围。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生怕身边有一个正直高洁的模范人物来反衬出他们的污浊，因此竭力拖我下水，希望我跟他们同流合污。尽管如此，我却绝不与他们沆瀣一气。虽然我对法国不需要尽什么义务，但我依然效忠法国，并竭尽所能，更加忠诚地为大使效劳。我的职位相当显眼，但我做得无可指责，理应得到而且实际上也得到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尊敬，得到了和我们有联系的大使们的尊敬，以及所有在威尼斯的法国侨民的爱戴，就连那位领事也不例外，虽然我很抱歉地顶替了本该属于他的职位，并且这职位带给我的麻烦多于快乐。
蒙太居先生完全听命于马利侯爵，但后者并不乐意过问具体事务上的那些细枝末节，所以蒙太居先生对自己的职责疏忽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要不是我，在威尼斯的法国侨民根本不会知道城里还住着这样一位法国大使。当人们向他寻求保护时，他总是连话都不听就将他们打发出去，因此人们逐渐对他反感起来。在他身边，或在他的餐桌上，我们见不到一个法国人，而事实上他也从不邀请他们。我经常主动地做些本来应该由他做的事情，无论是向他还是向我求助的法国人，我总是给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在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我可能会做得还多一些，但在这里，由于我的地位有限,不能去见任何有地位的人，因此我不得不经常求助于领事。领事带着家眷定居在这座城市，因此做事不免有些顾虑，不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有些时候，当他畏首畏尾，不敢说话时，我便冒险地大胆与别人进行交涉，居然常常会取得成功。记得有一回我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好笑。巴黎的戏迷之所以能看到科拉丽娜和她的姐姐卡米耶的表演，竟然是由于我的功劳，这件事虽然让人难以相信，可确实是千真万确的事。她们的父亲维罗奈斯已经为自己和女儿同巴黎的意大利戏院签订了合同，但在收过两千法郎的旅费之后，他却没有启程前往法国，而是在威尼斯的圣·吕克戏院不急不忙地演出起来。科拉丽娜在当时还是个小孩子，却吸引了很多人。热弗尔公爵以侍从副官长的身份写信给大使，让他把这几位召到法国来。蒙太居先生把信交给我，只简单地说了一句“看看这个”，也没有作进一步的指示，就不再管这事了。于是我去找勒·布隆先生，求他去劝说戏院的老板徐斯提涅尼辞退维罗奈斯，因为他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服务。勒·布隆先生不大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所以把事情办的很糟糕，徐斯提涅尼总是闪烁其辞，因此维罗奈斯也没有被辞退。我很生气。当时正是狂欢节，我披上风衣，带上面具，让人载着我来到徐斯提涅尼的住所。所有看见我乘着带有大使徽号的刚朵拉抵达此处的人都很吃惊，因为他们在威尼斯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我走进门内，让人通报说一位带着面具的女士求见。当我一被领进去，我就摘下面具，报出了自己的姓名。那位参议员顿时脸色惨白，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我用威尼斯话对他说：“先生，此次冒昧打搅阁下，我感到非常抱歉。但在您的剧院有一位名叫维罗奈斯的人，他已经被法国国王聘用了，我们曾经向您要过人，可是没有结果。这次我是以国王之名来向您要人的。”我这几句简短的话发生了效力。我刚一离开，徐斯提涅尼就跑出去把这件事告诉了最高法院审判官，却招致了一顿痛骂。当天维罗奈斯就被解聘了。我让人告诉他，如果一个星期之内他不启程前往法国的话，我就会让人把他抓起来。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就动身了。
另有一次在无人帮忙的情况下，我独自一人使一位商船船长摆脱了困境。那位船长名叫奥利维，是马赛人。船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他的船员和一群为威尼斯共和国服务的斯洛文尼亚人发生争执，动起手来，因此他的船被禁止出入港口，除他之外任何人未经允许都不得上下这艘船。他向大使求救，大使却不理不睬，于是他转而向领事求救，领事告诉他这不是一项商务活动，因此他对此无能为力。奥利维船长不知如何是好，便跑来找我。我于是向蒙太居先生提议，可以由我来将这件事情写入备忘录提交给威尼斯参议院。我不记得蒙太居先生是否答应了我，以及我是否提交了备忘录，但记得很清楚的是，我的这番努力没有奏效，禁令仍然没有解除。于是我另想了一个办法，这一次取得了成功。我把这件事的原委写成报告插进了发给莫尔巴先生的公文中，我是费了老大的劲才让蒙太居先生同意我这样做的。我知道，我们的公文函件尽管并无拆检的必要，但是它们在威尼斯总是要被人拆检的，我这样推测是有理由的，因为我发现当地日报上逐字逐句照抄我们的公文上的段落。我曾经想让大使对这种非法行径提出严正抗议，但是他无动于衷。我把这个惹人生气的案件写入公文，目的是利用威尼斯人的好奇心，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放了这艘商船。如果干坐着死等宫廷对这个案件的批复，那么在批复到来之前，船长可能早就破产了。我不仅做了这些，还亲自登上商船去讯问船员。我是带着领事馆主任秘书帕蒂才尔神父一起去的，他一副老大不情愿的样子。唉，这班可怜虫生怕得罪了威尼斯参议院。因为禁令规定我们不得上船，我就呆在刚朵拉上做笔录，高声地挨个讯问船员。我特意斟酌好提问的言辞，以使他们的回答对他们自己有利。我本想请帕蒂才尔提问并做笔录，因为这原本是他的职责范围内的事，但他断然回绝了。他一言不发，连在笔录上我的名字后面副署一下都相当不情愿。我的这次行动看似有些冒失，可是却获得了成功。在外交大臣的回复到来之前，商船早就被放行了。船长想送一份礼物给我，我没有任何不快地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对他说：“奥利维船长，你想想，我连本来可以向法国人收的护照签证费都不收，难道我还会靠向你们出售法国国王的保护来赚钱吗？”他坚持请我至少到船上去吃顿饭，我同意了。在赴宴的时候，我是跟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卡利约一起去的。这个人既可爱又聪明，后来担任过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秘书，又任过代办。我学习历任大使的榜样，和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