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由宫廷和其他大使馆发来的公文在这儿堆成了一座小山。尽管大使先生有密码本，可他还是看不懂那些由密码写成的公文。由于我此前从未在任何办公室工作过，也从未见过政府密码，因此起初不免有些惴惴不安，生怕出洋相。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将积压的全部密码公文都译出来了。其实这些公文根本不值得使用密码，因为一方面威尼斯大使馆一向很少有事情可做，另一方面政府是绝对不敢将任何事情交给蒙太居来办的。在我到来之前，蒙太居先生面对一大堆问题简直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他既不会口授命令，也不会用文字明白晓畅地表达意思。我对他来说非常有用，他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对我优待有加。除此之外，他对我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他的前任弗鲁莱先生因为精神失常而离职之后，威尼斯大使馆暂由一位名叫勒·布隆的法国领事主持使馆事务。甚至在蒙太居先生到任之后，勒·布隆先生还会一直主持工作，直到他引导蒙太居先生熟悉馆务为止。蒙太居先生虽然自己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却嫉妒别人代自己行使权力，因此他对领事十分嫌恶，所以当我刚一到达使馆，蒙太居先生马上就让领事不再承担使馆秘书的职责，准备将其移交给我。因为职责和头衔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他让我顶上了使馆秘书的头衔。在我呆在他身边的那些日子里，他从来不指派别人，而只派我以使馆秘书的名义前往威尼斯共和国参议院，或会见由参议院派来的代表。事实上，蒙太居先生宁愿用自己的心腹，而不愿用领事或宫廷安排的办公室职员作使馆秘书，这当然也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
蒙太居先生的这些做法让我过得非常惬意，而且阻止了他的那些意大利随员和侍从在馆内和我争夺地位。我成功地利用秘书的权威维护了大使的治外法权，阻止了好几次对使馆的侵犯，从而维护了豁免权。这些事情是他的那些威尼斯籍官员们不情愿或没有能力干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从未允许匪徒逃到馆内来避难，尽管这样做可以让我大捞一笔，而且大使阁下也不会不屑于从中分一杯羹。
他甚至对于秘书所特有的从使馆办事处所获得的好处费，也好意思张口要一部分，当时虽是战争期间，但仍有许多护照必须要签发。每本护照都得由秘书起草并副署，然后秘书可以从中收取一个西昆的费用。我的前任都遵从了收取一个西昆的惯例，无论是对外国人还是对法国人，都一视同仁。我觉得这种做法不公平，所以，虽然我不是法国人，但我还是取消了向法国人收费的规定。不过，在向其他国家的人收费时我却决不手软。有一次，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兄弟斯柯蒂侯爵派人来办护照，却没有交纳费用，我便派人去讨要。我的这种放肆让这个喜欢记仇的意大利人一直耿耿于怀。当我改变护照签证收费方法的消息传开之后，马上就有成群的人假装法国人跑到使馆来办签证。他们操着蹩脚的法国方言，有说自己是普洛旺斯人的，有说自己是庇卡底人的，还有自称是勃艮第人的。由于我的耳朵还算灵敏，因此很少受骗。我坚信不会有哪个意大利人会少付一个西昆，也不会有哪个法国人会多付一个西昆。可我真蠢，竟然将这件事告诉了本来对此一无所知的蒙太居先生。一听说有西昆，他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他对免收法国人的签证费没有提出异议，却要求和我平分非法国人交纳的签证费，并许诺会给我与其相当的利益作为回报。我自己的利益受损倒还罢了，可当我看到他这样卑鄙无耻时，不禁火冒三丈，当场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他还要坚持，我就越发生气，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不行，先生，请阁下留下属于您自己的东西，而把属于我的东西留给我，我是永远也不会让给您一分钱的。”他见这条路走不通，于是想出了另外一个歪招。他厚颜无耻地对我这样说，既然我从他的使馆办事处获得了收益，那么理所当然地必须自己负担办公费开支。
我不想为这点琐事而与他发生争吵，因此，从这以后，墨水、纸张、封蜡、蜡烛、丝绳，甚至我让人重刻的印章，都是我自己掏腰包置办的，他从没有给我一分钱作为补偿。尽管如此，我还是将签证收益匀出一小部分给比尼斯神父。他是个好小伙子，从来没有觊觎过这点钱。他对我很客气，我对他也不错，我俩一直相处得很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