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临的时候，巴里约从意大利回来，给我带来了几本书，其中有邦齐里神父所写的《消遣录》和所编的《音乐论文集》，这两本书使我对音乐史和这门美妙的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发生了兴趣。巴里约同我们一起住了几天。而且定好来年春天去日内瓦继承母亲的遗产，或者至少在得到我哥哥的确切消息前，先要回属于我本人的那一份。一切都是按计划行事：我去日内瓦的时候，父亲也去了那里和我作伴。他早就去过日内瓦，也没有人找他的麻烦，虽然对他所下的判决并未撤销。但是，由于人们钦佩他的勇敢和尊敬他的正直，便装作忘掉了他的事情；而政府官员们正在忙一个不久就要付诸实施的重大计划，不愿意过早地激怒市民，使他们在这个不恰当的时机回忆起官员们的愚忠。
我很怕有人会因改教的事而在继承问题上故意刁难我，结果没人这么做。日内瓦的法律不像伯尔尼的法律那么严厉。在伯尔尼，凡是改变宗教的人，不仅要失去他的地位，而且还会丧失他的财产。人们对我的继承权并没有异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这样那样的原因，让我继承的财产变成了很小一笔数目。虽然我哥哥确实已经死亡，但没有法律证据证明这一点。我没有充分的理由获得他的那一份，我毫不惋惜地把他的那份财产留给了父亲，以便补贴他的生活。我父亲一直到去世前都在享用它。办妥法律手续之后，我很快就拿到了那笔钱，除了用一部分买了一些书外，我飞快地把其余的钱全部送到妈妈那里。在路上，我的心高兴得都快要跳出来了。当我把这笔钱交到她手里的时候，比自己得到这笔钱的时候还要高兴千百倍。她淡淡地接过这笔钱，这是具有高贵灵魂的人所共有的品性，他们不会对别人的这类举动感到惊讶，因为这些小事对他们来说不足为奇。后来，她以同样淡然的态度把这笔钱全部花在了我的身上。我认为，即使这笔钱是通过别的途径得来的，她也会这样花掉的。
与此同时，我的身体非但没有完全康复，反而眼看着一天天坏下去。那时，我苍白得像个死人，瘦得像副骷髅，脉搏跳得很恐怖，心跳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并且经常感到呼吸困难。我甚至衰弱到连动一动都觉得很吃力的地步，稍微走快一点就喘不过气来，一低头就头晕，连最轻的东西也搬不动。像我这样一个好动的人，身体竟坏到什么也干不了的地步，真是最大的苦恼。无疑，所有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神经过敏症的表现。我的这种病，正是幸福的人常得的一种病。我常常无缘无故地流泪，树叶的沙沙声或是鸟的叫声都会把我吓一大跳，即使是最安宁快乐的生活也会让我心绪不宁——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厌倦舒适的生活，或者说，正是幸福生活让我过于敏感和多愁善感。我们生来不是为了在世上享受幸福的，我们的灵魂与肉体都需要经受磨难，如果不是二者同时在受苦，也就是说其中一个在受苦的话，它的幸福就会深深地伤害另外一个。当我惬意地享受心灵的愉悦时，我那日益衰弱的身体却不允许我这样，而且没人能说出疾病的真正原因。后来，虽然我年事已高，并且真正患有重病的时候，我的身体却好像恢复了它应有的力量，仿佛是为了更真切地感受痛苦。现在，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年届六十，身体饱受各种病痛的折磨，已经衰弱不堪。但是，我却觉得自己的体力比真正幸福的青春时代更加充沛，精神也更加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