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时，大家又可以看到我这一生中不断发生的南辕北辙之类的事情了，很多事情往往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恰恰往相反方向去发展，甚至就在我快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也是如此。汪杜尔时常和我谈起关于布朗沙尔神父的事，他是汪杜尔的作曲老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天才人物，当时他在贝尚松大教堂担任音乐指挥，现在在凡尔赛的小礼拜堂当音乐指挥。于是我便打算到贝尚松去，想跟着布朗沙尔神父学习音乐。我认为这个想法非常明智，并且成功地说服了妈妈，让她也赞成这个想法。很快，她开始以她那一以贯之的铺张手法给我准备起行装来了。本来我的目的是防止她破产，以便能够弥补由于她的挥霍而欠下的亏空。可是这样一来，刚刚着手执行计划，就又让她破费了八百法郎。我本来是为了防止她破产的，实际上反而加速了她的破产。虽然我们的举止很荒唐，但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妈妈也是这样。我们彼此深信——我，纯粹是为她着想的；而她则深信我所做的一切对我自己有帮助。
我原以为汪杜尔还在安讷西，就想求他写一封推荐信给布朗沙尔神父，但他已不在那里了。没有推荐信，我只好带上汪杜尔留给我的一篇四声部的弥撒曲，这是他的作品，也是他亲笔抄写的。拿着这封特殊的推荐信，我向贝尚松进发了，路过日内瓦的时候，我看望了几位亲戚，经过尼翁的时候，我去探望了父亲，他和往常一样接待了我，并且答应把我的行李寄到贝尚松，因为我骑着马，行李随后才能到达。我终于来到了贝尚松，布朗沙尔神父很友好地接待了我，答应教我音乐，并且表示将会尽全力照顾我。在我们准备开始的时候，父亲寄来了一封信，说我的行李在鲁斯被扣留并没收了，那是瑞士边境的一个法国关卡。这消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托贝尚松刚认识的几个熟人打听一下没收的原因，因为我知道里面没有违禁品，也想象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没收。最后，我知道了原因。这件事很奇怪，我必须介绍一下。
在尚贝里，我认识了一位上了年纪的里昂人，他名叫杜维叶，是一个非常可敬的人。他在摄政时代的签证处做过事，后来急于谋一个差事，便来到土地登记处工作。他曾经和上流社会人士打过交道。他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学问，不但为人热忱，还彬彬有礼，而他也懂得音乐。我们两人当时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在那些粗俗不堪的人们中间，我们俩的趣味格外相投。他和巴黎方面有一些老交情，经常给他提供一些所谓的小报，上面刊登着昙花一现的新奇作品，这些作品也不知为什么就传播起来，但很快就会悄无声息地消失，要是没有人提起，永远不会有人再想到它们。我曾带他到妈妈这里来吃过几次饭，可能是他有意要和我交好，为了使自己博得我的欢心，他竭力使我也喜欢这些无聊的文章，其实我一向非常讨厌这些东西，这辈子根本就不会去读的。虽然内心很不快，我还是勉强收下了这些该死的纸片，并顺手把它们塞进一件上衣口袋里，那件新衣服我只穿过两三次，从来没想到会被边检人员发现。这是一篇戏拟之作，是让塞尼优斯模仿拉辛的悲剧《密特里达德》里最优美的一幕写成的。文字索然寡味，我连十行也没有读，其后也忘记从衣袋里拿出来。这就是此次我的行李被扣押的原因。边检的税务官把我的行李列了一个清单，前面还附有一篇洋洋洒洒的检验报告。该报告首先断定这份文件来自日内瓦，目的是准备到法国印刷和散发的。他们借机对上帝和教会的敌人加以猛烈的抨击，并厚颜无耻地对自己大肆赞扬吹嘘，说正是由于他们的警惕性高才粉碎了这桩罪恶的阴谋。毫无疑问，他们还发现我的衬衣有异教的气味。就是根据这张可怕的小纸片，他们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我没有得到对此的任何解释，更不知道自己的行李是如何处理的。后来，我去找那些官吏们讨要说法的时候，又是证明，又是收据，又是备忘录的，把我弄得晕头转向。最后，我只好放弃了一切努力。我非常后悔没有把鲁斯关卡的那份检验报告留下来。要是能把它收入本书的附录里，一定会别具特色的。
这项损失让我立刻回到尚贝里，在布朗沙尔神父那里什么也没有学到。不管我做任何事情，无论是多么费尽心思，最后都会以失败而告终。我决定回到妈妈身边，全心全意和她一起生死患难，荣辱与共，从此再也不杞人忧天了，即便如此我也是无能为力的。她热烈欢迎我回到家中，就像欢迎载誉归来的英雄一样。渐渐地，她还把我的衣物添置起来。对我们两个来说，这次的损失不啻于一次重创，但我们很快就淡忘了这一切，就像它当初发生时一样快。
尽管这次的遭遇浇熄了我对音乐的热情，但我依然坚持不懈地研究拉莫的那本著作。由于长期的刻苦钻研，我终于弄懂了它的精妙处，还尝试着写了几首小曲，成功的喜悦让我深受鼓舞。奥古斯特王逝世以后，安特勒蒙侯爵的儿子贝勒加德伯爵就从德累斯顿回来了。他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非常热爱音乐，特别是拉莫的音乐更让他似醉如狂。他的兄弟南济伯爵会拉小提琴，他们的妹妹拉尔杜尔伯爵夫人会唱几首歌。这一切使得音乐在尚贝里流行起来。他们将公开音乐会的风气引进当地，最初还打算请我担任指挥。然而不久，他们看出我不能胜任，就另请高明了。我仍然把我作的几支小曲拿去演奏，谁知其中有一支合唱曲竟大受欢迎。这支曲子其实很不成熟，但是却能给人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谁也想不到会是我写的。这些先生们根本就不相信，我这个连乐谱还读不懂的人，竟能作出这么好听的曲子来，他们怀疑这肯定是别人的作品。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有一天早晨，南济伯爵拿着克莱朗波的一支合唱曲来找我。他告诉我，为了使这个曲子便于演唱，他已经给它变了调，但是由于一变调，原来的伴奏部分就不适合演奏了，需要我再写一个低声部伴奏。我回答说，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他以为我是在找借口，就逼着我写，还说至少要写一个吟诵调的低音部。我照做了，但是做得很糟糕，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论做什么事，我必须在毫不紧张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去做，只有这样我才能做好。不过，这次我写得很合乎规范，而且是当着他的面做的。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怀疑我作曲的高超本领了。也正因为如此，我的那些女学生才一直追随着我，不过这让我的音乐的热情冷却了下来。因为我知道，即使没有我的参与，他们也可以成功地举办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