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之服务的维尔塞里斯伯爵夫人是个寡妇，没有孩子。她丈夫是皮埃蒙特人。我总把她当萨瓦人，因为我不相信皮埃蒙特人法语能讲得这么好，口音这么纯正。她正值中年，容貌不凡，很有才气，酷爱法国文学，对法国文学有广博的知识。她写过很多作品，而且总是用法语。她写的信札，有赛维尼夫人的特色，文采上也相差无几，有一些简直可以乱真。我的主要任务中的一项我很喜欢，她口述我记录。因为她有胃癌，非常痛苦，没法亲自写。
维尔塞里斯夫人不仅有极高的才华，还有坚强高尚的心灵。我陪她度过了她最后的时间。我看见她忍受痛苦，到死都没有流露出片刻的软弱。她没有显出努力控制自己的样子，没有失去女性的仪表，没有怀疑过她的行为是哲学的一个例子，——哲学是那时还没有流行的一个名词，她没有了解这个词今天所包含的意义。这种性格的力量有时甚至变得冷漠。我总觉得，她对别人，甚至是对她自己都无情。她为不幸的人做一点好事的时候，她也只是为了做好事而做好事，而不是天性的怜悯。我在她身边的三个月中，我对此多少有些感受。她对于一个经常在她眼前，前途有一定希望的年轻人抱有关心，这是很自然的事。并且，她会想到，她已经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这个年轻人在她死后需要得到帮助和支持。但是，也许她认为我不值得她关心，或者缠在她身边的人使得她只想着他们自己，她什么也没有为我做。
我清楚地记得，她曾对我的故事表现了一些好奇心。她有时问过我这方面的问题，她喜欢我给她看我写给华伦夫人的信，对我的感情还提出过看法。但是她了解我心事的方法确实不对，因为她从来没有向我透露她自己的内心世界。只要有人愿意倾听，我总是愿意打开我的心扉。可是她提问时冷漠干硬，对我的回答没有一点赞成或批评的表示，这使我无法信赖她。无论我的唠叨是讨人喜欢还是让人生厌，都没有一点反应，这使我总是无法安心。于是我努力少说些，以免把我的心思都流露出来，可能会对我自己不利的话，我就一句也不说。我通过观察发现，凡是以干巴巴地提问的方式来了解别人，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女人惯用的伎俩。她们觉得，隐藏了自己的心思，她们就有可能更好地洞悉别人的心思。但她们没有想到，这样做会使别人失去把心思袒露给她们的勇气。一个被询问的男人，会因为那个原因而警惕起来，要是他认为向他提问的人并不是真的关心他，而只是想套他的话，他要么撒谎，要么闭口不说，要么备加小心，宁愿被当作傻瓜也不愿被别人的好奇心哄骗。总之，又想了解别人的心事，又想把自己的内心隐藏起来，那绝不是个好办法。
维尔塞里斯夫人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表示感谢、同情或者亲切的话。她问得冷漠，我也答得拘谨。我怯怯的回答一定使她觉得平庸乏味。终于她不再问我什么了，除了给我命令，从不和我说话。她不是根据我是什么人，而是根据她想要我成为的那种人的标准来判断我。在她眼里我只是一个仆人而已，所以她也就不会把我当成是别的什么人了。
我觉得我从那时起，便对那种为了隐藏利己之心而使用的阴谋有所领教了，这种手段在我一生中都深受其害，所以，我对产生这种利己之心的事物本能地感到厌恶。维尔塞里斯夫人没有孩子，她的继承人是她的外甥德·拉·罗克伯爵。他只是不断地奉承她。她的心腹仆人见她不久于人世了，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利益。她身边围着一大群争着表达忠诚的奴仆，这就使她很难想到我。她家的总管人们称之为罗伦齐先生，是个精明人，他妻子比他还精明，博得了女主人的宠爱，她的地位与其说是花钱雇来的仆人，还不如说是女主人的朋友。她把自己的侄女推荐给女主人做了侍女。她侄女叫蓬塔尔小姐，狡黠得要命。她摆出一副贵妇人侍女的架式，帮着她姑母把女主人包围起来，以致她们的女主人只能通过她们的眼睛去看事，通过她们的双手去做事。我没有讨得这三个人欢喜的幸运。我服从她们，却不巴结她们。我不愿意在侍奉了主人之外还要做仆人的仆人。而且我是她们不放心的人。她们看得很清楚，我不是安于现状的人，她们生怕维尔塞里斯夫人也看出这一点，那样的话她就会把我放到适合我的位置上去，从而分走她们从主人那里得来的利益。这种人太贪婪，没有什么公正可言。她们似乎是把女主人遗嘱中留给别人的一切都视作对她们自己财产的窃取。于是她们串通了要把我从夫人面前赶走。她喜欢写信，在她当时的健康状况下，这是一种消遣。她们却想法让她打消这个念头，还叫医生说服她，说这太劳神了。她们借口我不会服侍，派了两个粗鲁的轿夫代替我。总之，她们确实是够精明的，维尔塞里斯夫人立遗嘱时，我有整整八天没有被允许进入她的房间。这以后，我倒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到她房间去了。我对她的照顾比谁都要细心，因为这个可怜的女人忍受痛苦的样子让我心如刀绞。她在忍受痛苦时表现出来的坚强使我对她格外尊重和敬爱。我常在我自己的房间里为她流下真诚的泪水，却不让她或任何人知道。
我们终于失去了她。我亲眼看着她咽气。她的一生是一个富于聪明才智的女人的一生。她的死是一个哲人的死。我可以说，她一生坚持不懈，毫不虚伪地用她心灵的快乐实践了天主教的教义，从而激起了我对天主教的尊敬之情。她生性严肃，但在她病危的时候，她表现出一种和平常一样的轻松，这不是假装的，而是在理智的支配下与使人伤心的病况抗衡的结果。她只在最后两天才睡在床上，还一直平静地和大家说话。在最后时刻，她不再说什么了，陷入死亡的痛苦中。这时，她放了一个响屁。“好！”她回过头来说，“一个能放屁的女人还没有死。”这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