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全部穿好以后，奥伯朗斯基往身上喷了些香水，放下袖口，和平时一样，往不同的口袋里分装他的烟盒、火柴、钱包以及配有两条表链和一串小挂饰的手表。尽管事不如意，他还是觉得清爽惬意，健康舒适。他抖开手帕，脚步轻捷地朝餐厅走去。咖啡已经煮好放在那儿了，咖啡旁边摆着信件和部里的文件。
他读着信件，其中一封来信使他心绪不佳。是关于出售他妻子产业中一片林地的事，信是一位想购买林地的商人寄来的。林子必须出售，但在他同妻子和解之前，绝不可能进行交易。最令人不快的是，经济上的麻烦同与妻子迫在眉睫的和解这两件事搅在了一块儿。他也许会因此而判断失误，也许会为了卖掉林子而寻求和解，想到这一点，他心里很恼火。信全部看完之后，奥伯朗斯基把部里的文件拉到面前，翻阅了其中两份卷宗，用一支大铅笔在上面做了几个批注，然后把它们推开，开始喝咖啡。
他打开油墨未干的早报读了起来。奥伯朗斯基订阅了一份自由报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而是一份表达大多数人意见的报纸。虽然他对科学、艺术和政治都没有特别的兴趣，但他坚决支持大多数人的观点以及报纸在这类问题上的看法。当大多数人看法改变时，他的观点也随之改变，或者说，不是改变，而是他的观点本身难以察觉地自动发生变化。
奥伯朗斯基的倾向和观点并非经过他深思熟虑、精挑细选，而是自动生成的，就像他从未选择过他帽子或外套的式样，而只是穿着那些流行的款式一样。生活在一定的社交圈里，想要参与某种智力活动这种愿望一般会随着人的成熟而逐渐产生，奥伯朗斯基对事物必须持有见解，这就好比他必须拥有礼帽一样。如果他有理由更热爱自由主义而不是他那个圈子里许多人赞成的保守主义，那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由主义更合理，而是因为它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党认为俄国一切都是坏的；奥伯朗斯基负债累累、手头拮据就是一个事实。自由党说婚姻是过时的制度，应当加以改革；的确，家庭生活没给奥伯朗斯基带来过什么乐趣，还迫使他彻底违背天性去撒谎和伪装。自由党说，或者毋宁说是暗示，宗教只在控制那些更野蛮的人时才会有用；奥伯朗斯基确实是哪怕参加短短的教堂仪式也没有一次不觉得脚疼，而且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世界里活得兴高采烈，却要用那些可怕的浮夸的语言去描绘另一个世界。此外，奥伯朗斯基还喜欢开开玩笑，有时候会去捉弄一个头脑简单的人，问他如果你对自己的祖先感到骄傲，为什么一谈到汝里克王公就戛然而止，却拒绝承认你最早的祖先猿猴呢？
因此，奥伯朗斯基对自由主义习以为常，他喜爱他的报纸，就像喜爱能让他大脑笼罩一层薄雾的餐后雪茄一样。他读了读报纸上的社论。社论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没必要叫嚣什么激进主义威胁将要消灭所有的保守势力，也没必要主张政府采取措施镇压革命祸水；因为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危险并不在于想象革命带来的祸患，而在于顽固坚持那些阻碍进步的传统”。等等诸如此类的社论。他还读了一篇财经报道，里面提到了本森姆和米尔，并对内阁大加讽刺。他天生感受敏锐，能领会每一个讽刺意蕴何在，从何而来，对谁而发，因何而发，这种领悟往往能带给他某种满足感。可今天，一想到玛特琳娜·菲莉莫诺夫娃的建议，这种满足感便荡然无存。他继续读下去，有一篇布斯特伯爵访问威斯伯登的报道，还有根治白发、出售轻型布鲁厄姆车、某青年求职的广告；但这些消息都无法让他像往常一样感到安宁，体会到嘲讽所带来的特有的愉悦。
他读完报纸，喝完第二杯咖啡，吃完一片加黄油的面包卷，站起身，弹了弹背心上粘着的碎屑，挺了挺胸，快活地笑起来倒不是因为脑子里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不是的，他笑只是出于消化良好。然而快活的笑容立刻让他回想起了一切，他又陷入沉思之中。
这时，他听到门外两个小孩的声音，是他大女儿坦娅和小儿子格里沙。他们在拖什么东西，把它弄翻了。
“我告诉你不要把乘客放在车顶上的，”女孩子用英语喊道，“现在捡起来。”
“一切都乱了套，”奥伯朗斯基心想，“连孩子们都疯了。”他朝门口走去，叫他们进来。他们丢下充当火车的盒子，走到父亲身边。
女孩是父亲的宠儿，她大胆地跑进去，拥抱他，笑着缠住他的脖子，一如既往高兴地闻了闻他连鬓胡子的熟悉气味。女孩吻过他的脸他那由于弯腰变得红润、由于温柔而焕发光彩的脸，便松开手准备跑开，但他拦住了她。
“妈妈怎么样？”他问，来回抚摩着女儿光滑柔嫩的小脖子，对小男孩却只笑着回答了一声，“早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