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是很挤，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们是朋友，”塔拉斯笑着说道。他把那比五块石头还重的袋子提起来，就像拎羽毛一样挪到窗口。
“地方有的是，而且，可以站着，甚至还可以钻到椅子底下去。我们挺舒服的。干吗要装作不是这样呢？”他说着，友好而和蔼地微笑起来。
塔拉斯曾经说他自己不喝酒就没有话说，一喝酒就能畅所欲言，而且能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的确，塔拉斯清醒的时候总是保持沉默，可是一旦喝了酒就会谈笑风生，变得特别健谈，不过这在他是很难得的，他只在一些特殊场合下才喝酒。到了那种时候，他总是讲得又多又有意思，而且非常朴实、真诚，尤其很亲切。这种亲切也不断地闪现在他那对温柔的蓝色眼睛和从未离开过嘴唇的友善的微笑里。
今天他就处于这样的状态。聂赫留朵夫走过来，他暂时住了口。不过他把袋子放好后，就照先前那样坐下，把两只强壮有力的手放在膝盖上，直勾勾地瞧着园丁的脸，继续讲他的故事。他向他的这位新相识讲他的妻子，原原本本地说出所有细节：讲她为什么被送到西伯利亚去，讲他现在为什么跟她一起去。
聂赫留朵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事的详细经过，因此他饶有兴趣地听着。他过来的时候，塔拉斯正讲到下毒的事已经干出来了，而家里人已经发现那是费多霞干的。
“我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转过脸来友善地对聂赫留朵夫说道，“我碰巧碰上这位热心的朋友，我们就攀谈起来，我也就和他讲起我的事来。”
“我明白，”聂赫留朵夫说道。
“嗯，大哥，后来，这件事就这样暴露了。我妈当时拿起那块蛋糕。‘我去找警察。’她说。我爹是个正直的老头。他说：‘别急，老婆子，这个小娘们还只是个孩子，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吗，咱们得宽恕她。也许她会明白过来的。’可是有什么用，我妈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她说：‘要是咱们把她留下，她就会把咱们当作蟑螂统统毒死的。’哎，大哥，她说完就跑去找警察。警察立刻冲到我们家……紧接着他就把证人都叫去了。”
“那么，当时你怎么样呢？”园丁问道。
“我吗，大哥，当时我肚子痛得直打滚儿，不停地呕吐。我的五脏六腑都翻过来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爹马上套好一辆车，叫费多霞坐上去，就赶到警察局，又从那儿到法院的侦讯官那边去。她呢，大哥，一开头就全招了，后来又向法官一五一十照实说了。她从哪儿弄到的砒霜，怎样把它揉进做蛋糕的面里。法官问她：‘你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因为我讨厌他。我宁可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跟他一块儿过日子。’她这是说不愿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笑着说道。
“反正她就这样全招了。当然，她被关进监狱里去了。我爹一个人回到家。这时正好是农忙时节，可我们家却只有一个女人，就是我妈。而且她又不那么有力气了。我们便寻思该怎么办，能不能把她保出来呢。我爹去找当官的，找了一个，不成，又找了一个，还是不成。他一口气找了五个当官的。我们正打算撂手不管了，不料又碰到了一个衙门里的小官。那家伙真是个天下少有的机灵鬼。他说：‘你给我五个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后来我爹同他讲了讲价，结果他同意收三个卢布。好，大哥，我就把她织的粗麻布拿出去当了，把钱给了他。他拿起笔就写起来，”塔拉斯拖着长音说，仿佛讲的是开枪似的，“一转眼的功夫就写好了。我当时已经起床，就亲自赶车到城里去接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