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最不像件“正确的事”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也像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个圈子里所有的人那样，随着智力的增长，不费吹灰之力就挣脱了他在其中受过熏染的宗教迷信的枷锁，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得到解脱的。在他还在大学念书、同聂赫留朵夫交往的青年时代，作为一个严肃正直的人，他就公然抵制官方宗教的迷信。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他的官位步步高升，特别是随着保守反动势力当时在社会上抬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开始妨碍他了。且不说来自家里的压力（尤其是他父亲死后要为父亲做安魂礼拜）和他母亲部分获得社会舆论支持的希望他吃斋、准备圣餐的意愿，单是在机关里任职，他就不得不接连不断地参加诸如祈祷、供奉、谢恩等诸如此类的礼拜仪式，简直难得有一天不接触到这些宗教的外在形式，想要逃避是不可能的。他要对付这些礼拜仪式，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假装信仰他所不信仰的东西（凭他诚实的天性，这是他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要么承认这些宗教仪式都是虚伪的，然后改变他的生活，使他无须参加这些仪式。然而，要做到这件这看起来那么简单的事，却需要他付出很大的代价。除了要克服他周围所有人所一贯存在的敌意外，还得完全改变他的地位，放弃他在政府机关里的工作，牺牲他自以为通过这种工作现在正带给人们的利益，以及今后将会带给他们的更多利益。而要做出这样的牺牲，他就必须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确实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就像我们这个时代一切受过教育的人一样，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知道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起源，就不能不相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不可能不知道，在不承认教会宣扬的教义是真理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然而，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下，他这个诚实的人也只好容许一点小小的虚伪趁虚而入。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是不合理的，就必须先研究这种不合理的事。这是一点小小的虚伪，但它却使他沉到大的虚伪里去，他现在已经被吞噬了。
他是在东正教的氛围下出生和长大的，他周围所有的人全要他信奉东正教，不承认这个教，他就不能继续从事他那种对人们有益的活动。于是，对他自己提出的东正教是否正确这个问题，他早已决定好答案了。也因为如此，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不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的著作，而读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和维奈、霍米雅科夫的宗教论著。自然，他在那些书里找到了他正要寻求的东西：精神上的宁静和对宗教教义的辩护。他从小就受到熏染的宗教教义早已为他的理性所拒绝接受，然而没有它，他的整个生活就会充满烦恼，而只要承认它，所有那些烦恼就会一扫而光。
因为同样的原因，他还学会了种种流行的诡辩术，例如个人的智慧无法认识真理，真理只像一群人显示，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神的启示，而神的启示又是由教会保存下来的，等等。从那时起，他便终于能够心安理得地参加祈祷、安魂弥撒、忏悔，能够对着圣像画十字，能够继续在政府机关里工作，而并不觉得是在自欺欺人。他是靠了在政府机关工作才觉得自己对人有益的，而这一工作还给他缺少欢乐的家庭生活带来了一些安慰。他自认为信仰东正教，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全身心地感觉到，他的这一信仰比其他一切东西都更不像件“正确的事”。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眼神才总是那么忧郁。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见到聂赫留朵夫，便想起了当年他认识聂赫留朵夫时，也就是所有这些谎言还没有在他心里生根的时候，他自己曾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在他向聂赫留朵夫匆匆暗示了自己的宗教观以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切都不是“正确的事”，因而感到痛心和难过。聂赫留朵夫见到这个老朋友，在最初的一阵高兴以后，也感觉到了这样的心情。
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两人虽然互相约定要再见一面，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在聂赫留朵夫逗留彼得堡期间，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