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审讯过程，大家知道了这个小伙子原先被他父亲送到一家香烟厂当学徒，并在那里待了五年。今年，在一次罢工后，他被老板解雇了。丢了工作后，他在城里四处游荡，但是却找不到任何活干，把身上的钱全都拿去换酒喝掉了。在一家便宜的小饭馆里，他遇到了一个和他境况差不多的人，那个比他更早丢掉工作的酒鬼钳工。一天晚上，这两个人都喝醉了，撬开了一个仓棚的锁，拿走了他们随手拿到的第一样东西。他们被捕后招认了一切，便被关进了监狱。那个钳工在等待审判时就死了。现在这个小伙子正被当作一名必须和社会所保护的人群隔离开来的危险分子在接受审判。
“他真是个和昨天那个女犯人一样的危险人物，”聂赫留朵夫听着他面前的法庭上的这些人所说的一切，想，“他们是危险的；而我们这些审判他们的人就是不危险的吗？我一个放荡的人，一个骗子而我们所有人，所有那些知道我的底细的人，不仅不鄙视我，还很尊敬我？……
“很显然，这个小伙子并非一个特别坏的为非作歹的人，而只是个非常普通的年轻人这一点所有人都看得到他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仅仅是因为他处在会产生这种人的环境里。因此，要让这样的孩子们不变坏，就必须清除会产生这种不幸的人的环境。
“可是我们却在做什么呢？我们逮捕了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的小伙子，尽管我们知道还有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人，只是没有被抓到而已，我们却把他投进监牢，投进让他终日无所事事或者只能做些最有害健康和最没有意义的劳动的环境里，投进一批和他一样因为生活而软弱、迷失的人当中，然后我们把他和一些最腐化堕落的人放到一起，用公众的钱把他从莫斯科地区流放到伊尔库次克省去。
“我们不但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环境，相反事实上我们还在鼓励产生这种人的机构。我们都知道这些机构是哪些：工厂、工场、作坊、小饭馆、酒店、妓院。我们不仅不取消这些机构，还认为它们是必需的，鼓励它们，管制它们。
“我们培养出的这类人何止一个，而是千百万个。然后我们逮捕了一个，就自以为我们做了什么，保护了我们自己，于是便没有必要再要求我们做什么别的更多的了，我们现在就把他从莫斯科送到伊尔库次克省去。”聂赫留朵夫异常激动地用清晰的思路思考着，此时他正坐在上校旁边的椅子上，听着辩护律师、助理检察官和庭长的不同音调，看着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而演这样的戏得耗费多少巨大的精力呀，”聂赫留朵夫环视着这个巨大的法庭大厅，眼光扫过那些画像、灯、扶手椅、制服、厚厚的墙壁和窗子，继续想着。他想起这座建筑物的宏伟规模，和这整个机构本身更为宏伟的规模，想起由官员、文员、看守、差役组成的一整支队伍，不仅是这里的，而且是遍布整个俄国的，他们因为表演这谁也不需要的滑稽戏而领取薪水。“如果我们把那些精力的百分之一用来帮助那些现在只被我们看作是为我们的安宁和舒适所必需的长着手脚的工具的被抛弃的人，那又会是怎样的情况呢？其实，当贫穷迫使他家里人把他送到城里来时，如果有人碰巧可怜他，给他一些帮助，或许这就已经足够了。”聂赫留朵夫望着那个小伙子带着病容、惊恐不已的脸，想着，“或者甚至再晚些时候，当他在厂里干完十二个小时的活后，正被他的伙伴们拉到小酒馆里去时，如果有人这时过来对他说：‘别去，凡亚，这样做不对，’他也就不会去了，也不会误入歧途，做什么坏事了。
“然而没有，在他像个可怜的小动物一样在城里过着学徒生活，为了防止生虱子而剃光头发，替师傅们东奔西跑买东西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怜悯过他。恰恰相反，自从他来到城里住下以来，他从师傅和伙伴那里所听到看到的一切就是谁会骗人、喝酒、骂人，会狠揍别人，会放荡，谁就是好样的。
“于是他生病了，他的身体被对健康有害的劳动、酗酒和放荡给搞垮了。他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闯，就像梦游一般，跑进了一个某个货棚里，拿走了一些谁也不需要的旧地毯；而现在我们这些人，非但不去想想如何消除导致这个小伙子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相反却想通过惩罚他来纠正这类事情。
“可怕啊！”
聂赫留朵夫思考着这一切，不再听法庭上正在进行的审问，他因这些在他心里赫然明朗的想法而惊恐不已。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此前他一直没能看清这一切，而别人为什么到现在也没能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