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却的阿拉伯作家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接着往下讲这个内容严肃、字句铿锵、描绘入微、委婉动人、奇想连篇的故事。上一章提到，鼎鼎大名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和他的侍从桑丘·潘沙两人发了半天议论，这时候突然抬起眼睛，看到从大路的另一头一步步走来大约十几个人，像一串珠子似的，被套在脖子上的铁链一个接一个地拴在一起；手上还戴着镣铐。另外还有两人骑马、两人步行。骑马的扛着转轮火枪；步行的攥着投枪和短剑。桑丘·潘沙一见这伙人就说：
“这一长溜都是判了刑的苦役犯，国王逼他们去划海船。”
“什么逼他们？”堂吉诃德驳了他一句，“国王什么时候逼过别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桑丘辩解道，“我是说，这帮人犯了罪，被判了刑，这会儿要去海船上为国王效劳，而且非去不可。”
“总而言之，”堂吉诃德一口咬定，“不管是为了什么事，反正这帮人是硬被别人看押着，心里肯定不乐意。”
“没错。”桑丘也同意了。
“既然是这样，”他主人马上说，“这会儿又该轮到我干自己的本行了：剪除强暴，扶助弱小。”
“老爷您可想好了，”桑丘劝他，“国王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他可不是欺负和逼迫这帮家伙。他们犯了法，罪有应得。”
正说着，那一长溜苦役犯就到了跟前。堂吉诃德客客气气地对看守们发了话，请他们务必劳神告诉他，他们押送的这些人都犯了哪条王法、或者哪几条王法。一个骑马的看守回话说，这是一伙苦役犯，国王陛下给定了罪，叫他们去海船上服刑。他就说这些，别人也不必再问什么。
“说是这么说，”堂吉诃德并不甘心，“我还是想挨个儿听听，他们每个人都是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的。”
接着他又和颜悦色地讲出一大堆道理，设法打动看守们给他说明原委。末了，另一个骑马的看守对他说：
“这些无赖的判决书和证明我们倒是随身带着，每个人的都有。可是这会儿我们不能一张张掏出来，再一张张念给您听。您还是到跟前去问问他们自己吧，也许他们乐意说。嗨，他们一定乐意说。这些家伙就喜欢干了坏事再到处去吹嘘。”
见看守松了口（其实不松口也一样），堂吉诃德便大摇大摆地走到那一溜人跟前，逮住一个就问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弄得来受这份苦。那人回答说，他就因为爱心太切才落到这步田地。
“就为这个？”堂吉诃德非常吃惊，“要是凡有爱心的人都受罚到海船上去当苦工，我恐怕早就去了。”
“我说的不是您想的那种爱心，”苦役犯对他说，“我嘛，是爱上了满满一筐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衣裳，把它紧紧搂在怀里不放。要不是法官硬给我夺走，直到这会儿我还不愿意松手呢！当场拿获，人赃俱在，用不着上刑逼供；审完了案子，给了我脊梁上一百皮鞭，外加整整三年的骨拉趴。就这么回事。”
“骨拉趴是什么？”堂吉诃德问。
“骨拉趴就是海上苦役啊！”苦役犯回答说。
小伙子大约二十三四岁，自称家住界石村。堂吉诃德又向另一个人提出同样的问题，那人却垂头丧气、一言不发。第一个人就替他回答说：
“老爷，这小子想当金丝雀，就是说：弹弹唱唱。”
“怎么？”堂吉诃德又不明白了，“想当音乐家唱唱歌儿也得去作苦工？”
“对喽，老爷。”苦役犯说，“受刑熊包相，开口啥都唱，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
“我倒常听人说，”堂吉诃德又开始较真“张口唱开怀，去病又免灾。”
“可这儿正好相反，”苦役犯说，“一回开口唱，终生泪汪汪。”
“我不懂。”堂吉诃德说。
这时候一个卫兵对他说：
“绅士先生，按这些二流子的黑话，开口唱就是受刑的时候招供。这个犯人就是一受刑马上招供；他是盗马贼，其实什么牲口都偷。他这么一招，就被判了六年苦役，外加二百鞭子——他的脊梁早就认领了。他老是这么苦眉愁脸的，因为别的小偷，不管当初在监狱里，还是如今同路来了，都打他骂他、欺负他、糟践他。就因为他招供了，没勇气死不认帐。他们都说，招也罢不招也罢，都是把嘴张一下。一个有本事的犯人应该靠自己的舌头来决定死活，而不是靠人证和物证。依我看，他们说的不见得是歪理。”
“我看也是。”堂吉诃德表示赞同，然后他又向第三个人提出同样的问题。那人立刻满不在乎地回答说：
“我就因为缺了十个金币，得去骨拉趴锒铛上五年。”
“我情愿拿出二十个金币赎你脱难。”堂吉诃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