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这番话，我不免有点烦躁不安。我问老船长，既然我已立了遗嘱，指定他为我的总继承人，那两位代理人怎么会这样处理我的财产？
他告诉我，他确实是我的继承人。但是，在我的死亡没有得到证实，在没有获得我死亡的确切消息之前，他就不能作为我遗嘱的执行人。再说，这远隔重洋的事，他也不愿意参预。不过，他已经把我的遗嘱向法院登记过，而且提出了产权要求，如果他能拿出我已死亡的证明，他早已根据财产委托权，接管我的糖厂，并且派他目前在巴西的儿子去管理了。
“可是，”老人家说，“我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这个消息，你可能不太容易接受，当时我们都相信你已经死了，其他的人也这样认为，你的合股人和代理人就把你的财产头六七年的利息交给了我，我都收下了。不过那时候种植园正需要增加设备，建立糖厂，又要买奴隶，所以数目没有后来那么大。不过，我一定要把我一共收了多少，以及我是怎么处理的，给你一份可靠的清单。”
我和这位老朋友又连续谈了几天。他给了我一份我种植园最初六年收入的明细账，上面有我的合股人和两位代理人的签名。记载的都是现货，如成卷的烟叶、成箱的糖，还有糖厂的其他产品，像甘蔗、酒、糖浆等等。从账目上可以看出我的收入每年都有显著的增加。不过，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头几年开支较大，数目是很小的。尽管这样，老人家还是老老实实告诉我，他还欠我四百七十块葡萄牙金币，另外还有六十箱糖、十五大卷烟叶。这些东西都在他的船上损失掉了。因为我离开巴西十一年以后，有一次回里斯本，船只出了事。
这位善良的老人向我诉说了他的不幸遭遇，说他万不得已，才拿我的钱去弥补损失，在一条新船上入了一点股。“不过，老朋友，”他说，“你要用钱的时候，是有钱的。等我儿子回来，我就可以把钱还给你。”
说着，他拿出一个旧钱袋，给了我一百六十个葡萄牙金币，又开了一张证明，出让他在他儿子开到巴西的那条船上的个人股权(他在那船上有四分之一的股份，他儿子也有四分之一的股份)，交给我作为其余欠款的担保。
这位可怜的人的正直和善良大大感动了我，我简直听不下去了。回想起他过去对我的好处，回想起他怎么把我从海上救起来，一直待我都那么慷慨，尤其是他现在又这么真诚友善。听他这么说，我禁不住哭了起来。我问他，目前情况下他能不能拿出这么多的钱，拿出这么多会不会使他手头拮据？他告诉我，当然会拮据一点，可是，这毕竟是我的钱，而且我或许比他更需要钱。
这位善良人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出于诚挚的友爱。他一边说，我一边不住地流泪。我只要了一百个葡萄牙金币，并让他拿来笔墨，写了一张收据给他，其余的钱都还给了他。我告诉他，如果我能收回种植园，我就要把这一百金币还给他——这一点我后来果然做到了。至于那张股权出让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收的。如果我需要钱，我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定会给我的。如果我能收回他认为我有理由收回的产业，有钱了，我永远不会再向他要一分钱。
这之后，老人家又问我，是否需要他替我出主意收回我的种植园。我告诉他，我想亲自去一趟。他说，如果想去，走一趟也可以。但如果我不想去，也还有别的办法保证我的产权，而且可以马上把利息拨给我使用。现在里斯本的河里正有一批船只要开往巴西，他劝我带上他宣誓证明我还在人世，声明我就是当初领取土地、建立种植园的那个人的笔供，重新到官方登记处去登记。
我把他的笔供请官方公证人证明了，并请他给我起草了一份委托书，然后他又叫我把这两份文件连同他的一封亲笔信一起寄给他认识的一位巴西商人，建议我就住在他家里静候回音。
委托手续办得非常公正，过了不到七个月，我便从两位代理人(我正是因为他们才航海的)的后代那里收到一个很大的包裹，里面包着下列信件和资料。
其一，是我土地或种植园收入的流水账，从他们的父亲和这位葡萄牙老船长结算的那一年算起，共六年，应该付给我一千一百七十四个葡萄牙金币。
其二，是政府接管前，种植园作为失踪的人(法律上叫“民事死亡”)的产业，由他们保管的四年里的账目，这笔钱，由于种植园的价值逐年提高，合计为三千二百四十一个葡萄牙金币。
其三，是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的账单。他已经收了十四年的利息。他很诚实地宣布，除了医院方面用去的钱以外，余下的还有八百七十二个葡萄牙金币。他说记在我的账上。至于国王收去的那部分，是不能再发还的。
其四，是我的合股人给我的一封信。他亲切地恭贺我还活在人世，并向我报告了我们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每年有多少收益。他详细地描述了我们产业的情况：田地一共有多少英亩，怎么种植的，有多少奴隶，还画了二十二个十字架为我祝福，并告诉我他曾不断地祈祷，为我活在人间感谢圣母。他热情地邀请我到巴西去收回我的产业。同时要我告诉他，如果我不亲自前去，应该把我的财产交给什么人。在信的最后，他代表他本人及全家送给我七张精致的豹皮作礼物，以表达他们的深厚友情，这些豹皮看来是他派到非洲去的其它船只给他带回来的，而他们的航行，看起来比我的要成功得多。他又送了我五箱上好的蜜饯和一百枚略小于葡萄牙金币但没有铸造过的金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