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佳丽现在经常看到阿希礼，但不是单独看到他。每夜他从锯木厂回家的途中都特地到她家去转转，汇报一天的工作，可通常都有弗兰克和佩蒂在座，或者更糟，玫兰妮和印第亚也在。她只能问一些事务性的问题，并提一些建议，然后说：“你真是周到，还特地赶来。再见。”
要是她不生孩子，那该有多好啊！那岂不是天赐良机，每天早晨都可以和他一起骑马到锯木厂去，穿过偏僻的树林，远远地躲开刺探的目光，他们可以想象着又回到了战前在县里的那种从容的时光。
不会的，她不会想法让他说出一个“爱”字！她不会用任何方式提到爱的。她起过誓，她再也不会这样了。不过，如果再跟他单独相处，他也许会脱下那个自从来到亚特兰大就一直戴着的不带私人感情色彩的、礼貌周到的面具。或许他又可能成为从前的他，成为那次烤肉野宴以前的、他们倾吐情话以前的阿希礼。他们不能成为情人，也可以再成为朋友呀，她可以用友谊的热情来温暖自己那颗寒冷而寂寞的心。
“要是能早点把这孩子生下来，那该有多好啊，”她不耐烦地想，“那我就可以天天跟他一起骑马，一起聊天——”
倒不是仅仅因为想跟他在一起，她才对自己的无法行动感到束手无策，而产生一种不耐烦的苦恼。锯木厂需要她。自从她把两家锯木厂交给休和阿希礼负责，自己不再参与管理后，厂子就一直在亏本。
休是那么无能，尽管他干得很卖力。他是个蹩脚的生意人，当工头，就更蹩脚。任何人都可以杀他的价。只要任何一个狡猾的合同人说木材是次货、价钱太高，休就认为一个正派人能做的就是道歉和降价。她听说他卖掉一千英尺地板料的价格，气得眼泪都掉下来了。锯木厂开办以来出产的最高级的地板料，简直是被他白白送掉的！再说，他也对付不了那些工人。那些黑人坚持要天天付工钱。拿到工钱，他们常常喝得大醉，结果第二天不来上班。遇到这样的情况，休不得不去找新工人，锯木厂就很晚才能开工。休被这种困难缠住了身子，就会一连几天不能进城卖木料。
斯佳丽眼巴巴地看着利润从休的手指间流掉，对自己的行动不便和他的愚蠢，她简直是要急疯了。只要孩子一生下来，她可以回去工作了，她就要辞退休，另外再雇一个人。任何人都会好些的。她怎么着也不会浪费时间跟自由黑人打交道了。自由黑人老是不上班，谁又能让他们完成什么工作呢？
“弗兰克，”跟休为了他找不到工人而作了一场措辞激烈的谈话后，斯佳丽说，“我差不多已打定主意了，我要租用囚犯到锯木厂干活儿。前些时候，我一再跟汤米·韦尔伯恩的工头约翰尼·加勒吉尔谈到我们遇到的麻烦，那些黑人不出活儿，他问我干吗不用囚犯。这听起来倒像个好主意。他说转租那些囚犯几乎可以不花钱，而且给他们吃的都是最便宜的。他还说只要让他们干出活儿来，不管用什么法儿都行，不会有解放了的黑人事务局的人像黄蜂似的在周围转悠，插手与他们压根儿不相干的事。等约翰尼·加勒吉尔跟汤米签的合同一到期，我就雇他去管理休管的那个厂子。管他是谁，只要他能让归他管的那伙无法无天的爱尔兰人出活儿就行，不用说，他准能让囚犯出许多活儿的。”
囚犯！弗兰克一言不发。斯佳丽尽想些荒唐的点子，雇用囚犯算得上是最糟的了，甚至比她想建酒馆的念头更糟。
至少，在弗兰克和他生活于其间的那个保守派阶层看来，更糟。租用囚犯的新制度是有的，因为战后政府贫困，也没法养活那些囚犯，就把他们租给那些大量需要劳动力的人，去修铁路，去松树林里伐木和锯木材。尽管弗兰克和他那些文静的、喜欢上教堂去的朋友了解这个制度的必要性，他们还是深感遗憾。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一直不相信奴隶制，认为这比过去的奴隶制还要坏得多。
斯佳丽竟然要租用囚犯！弗兰克知道，如果她干出这等事来，他就永远也别想抬起头来了。这比她自己拥有和经营锯木厂，或者她干的其它任何事情，都要坏得多。他过去的反对总是跟这个问题连在一起的：“人们会怎么说呢？”可是这件事——这件事比害怕舆论更厉害。他觉得这是在贩卖人口，是与经营卖淫业一样肮脏的交易，要是他允许她这么干的话，那将是玷污他灵魂的一个罪孽。
弗兰克深信这件事不正当，便鼓起勇气禁止斯佳丽去干，而且措辞是那么强烈，竟把她吓了一跳，她随即一声不吭了。最后，为了让他平静下来，她温顺地说，她不是当真的。她已被休和那些自由的黑人折腾得精疲力竭，失去了耐心。可暗地里，她仍然打着这个主意，而且带着祈盼的心情。租用囚犯可以解决她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不过要是弗兰克对这件事还是这么恼火的话——
她叹了口气。哪怕有一个厂子赚钱，她都顶得住。然而阿希礼那个厂子的经营状况不见得就比休好。
起先，斯佳丽发现阿希礼没有马上控制住局面，把她经营时厂子里赚的钱翻一番，感到十分震惊和失望。他那么机灵，又念过很多书，为什么不能获得辉煌的成功并赚到许多钱呢，简直没有一点儿道理。可是他并不比休成功。他跟休一样没有经验，常犯错误，对业务的判断也没有一点儿眼力，对必须果断处置的买卖不能当机立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