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杜涅奇卡和拉祖米欣结婚。婚礼冷冷清清。但来宾中有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和佐西莫夫。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拉祖米欣总是露出一副百折不挠的硬汉神态。杜尼娅盲目地相信，他一定会实现所有的计划，而且不能不相信:这个人表现出了铁的意志。顺便说说，他又上大学去听课，以便修完大学课程。他们俩不断地制订未来的计划；两人都决心五年后迁居西伯利亚。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他们则把希望寄托在索尼娅身上……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高高兴兴地为女儿跟拉祖米欣的婚事祝福；可是在他们结婚后，她却好像变得更忧郁、更烦恼了。为了使她高兴，拉祖米欣顺便告诉她有关罗佳帮助那个大学同学和他的体弱多病的父亲的事情，还告诉她，去年罗佳为了救两个幼孩自己被烧伤了，甚至还害了一场病。这两件事使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本来就不正常的神志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她不断地谈着这两件事，在街上逢人就说(即便经常有杜尼娅陪着)。在公共马车上，在杂货铺里，只要有一个人想听，她就大谈自己的儿子，大谈他那篇文章，大谈他怎样帮助一个大学生，大谈他怎样在火灾中被烧伤，等等。杜涅奇卡甚至没有办法劝阻她。这样除了引起这种病态的兴奋的危险外，也有使人想起不久前审理的那个案子中的犯人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姓氏和对案件的议论之嫌。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甚至还打听到那两个在火灾中获救的小孩母亲的地址，一定要去拜访。最后她的焦躁情绪达到了极点。有时她会突然痛哭流涕，而且经常害病，全身发烧，神志不清。有一天清晨，她直截了当地说，按照她的计算，罗佳不久就该回来了；又说，她记得，跟她告别时他说过，九个月以后，就得等他回来。她对屋里的所有东西做了一番收拾，准备迎接他，把准备给他住的房间(就是她自己住的那间)腾了出来，擦拭家具和地板，换新的窗帘，等等。杜尼娅心里十分担忧，但是她什么也不说，甚至还帮她布置房间迎接哥哥。在连绵不断的幻想中，在欢乐的梦幻中，她流着眼泪度过了不安的一天，夜里便病倒了，第二天早晨发高烧，神志不清。热病发作了。两星期后，她死了。弥留之际她吐出几句胡话，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她对儿子的可怕命运的猜疑甚至比大家所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的消息，虽然从他到西伯利亚的时候起，就跟彼得堡有通讯联系了。他是通过索尼娅来联系的。她每月按时给拉祖米欣写信，而且每月按时收到彼得堡的回信。起初，杜尼娅和拉祖米欣都觉得索尼娅的信写得很乏味，不太满意；可是后来他们俩认为，这些信写得再好不过了，因为这些来信毕竟让他们对不幸的哥哥的命运有了最全面、最准确的了解。索尼娅的信通篇都是日常的生活琐事，简明扼要地描写了拉斯科尔尼科夫苦役生活的各种情况。信中没有谈过她自己的希望，也没有对未来的设想，更没有流露过她自己的情感。她并不想解释他的精神状况和一般的内心生活，只写了一些事实，也就是他本人的话，他的健康状况，在探监时他有什么愿望，对她有什么要求，托她办些什么事情，等等。所有这些她都写得异常详细。不幸的哥哥的形象终于显现出来，被描绘得正确而又清楚：这不会有错的，因为全部都是可信的事实。
杜尼娅和她的丈夫从这些情况中看不出有什么可高兴的事情，特别是在刚通讯的那段日子。索尼娅每封信都说，他总是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每当她接到信，便把信中所谈的一切情况告诉他时，他几乎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有时他也问起母亲的情况；当她发觉他已经猜到真相时，终于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使她感到惊讶的是，母亲去世的噩耗似乎也没有使他感到震惊，至少她觉得表面上是这样。她还顺便告诉他们，虽然他似乎总是在沉思默想，并且似乎与世隔绝——但他对自己的新生活却抱着一种十分坦率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清楚，并不奢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任何改善的可能，也没有任何痴心妄想(这是他的处境所决定的)，虽然身处一个跟从前很不相同的新环境，但几乎没有一件事情使他感到奇怪。她在信中说，他的健康状况还可以。他去干活，不偷懒，也不特别卖力。他对饭食几乎毫不计较，但除了星期天和节日，平日的饭菜都很糟糕。所以他终于乐意收下了她索尼娅给他的一点钱，以便每天能够喝杯茶；至于其余的事情，他请求她不要操心，他坚决地说，对他的种种关照只会使他感到不快。此外，索尼娅还写道，他在监狱里跟其他囚犯共住一个牢房，里面的情况她没有看到，但她断定，那里面一定是又挤又乱又脏；她说，他睡的是铺板，身子下面垫了一条毛毡。他再也不要其他东西了。不过，他过着这样简单而贫苦的生活，完全不是出于某种预定的计划或打算，只不过是由于对自己命运的漠视和表面上的冷淡而已。索尼娅坦率地写道，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不仅不喜欢她去探望，还几乎讨厌她，不肯多说话，甚至态度很粗暴，不过后来她的探望到底使他习惯了，甚至差不多成了他的一种需要，因此当她病了几天，未能去探望他时，他甚至感到很苦闷。每逢节日，她在监狱大门口或警卫室和他见面，他被带到那儿跟她会见几分钟；平日他要出去干活，她就到他干活的地方去看他，或者在工场里，或者在砖厂里，或者在额尔齐斯河畔的工棚里。至于她自己，索尼娅说，她在城里甚至已经有了几个熟人和几个可依靠的人；说她在做缝纫，因为城里几乎没有做时装的女裁缝，于是她成了许多家庭不可缺少的人了；只是她没有提到，由于她的关系，拉斯科尔尼科夫也得到了长官的关照，给他安排一些较轻的活，等等。最后传来一个消息(杜尼娅在索尼娅最近几封来信中甚至察觉出某种特别的焦虑和不安的情绪)，说他避开所有的人，监狱里的苦役犯都不喜欢他；他常常一连几天都不说话，脸色非常苍白。忽然，在最近的一封信中，索尼娅说，他得了重病，住在医院的囚犯病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