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唐时赃吏多于朝堂决杀，其特宥者乃长流岭南。睿宗太极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赃一匹已上，并先决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赃，不在此限。”然犹有左降遐方，谪官蛮徼者。而卢怀慎重以为言，谓：“屈法惠奸，非正本塞源之术。”是知乱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贪以败官，《夏书》训之必杀。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县吏承五季之习，黩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开宝三（四）年，董（王）元吉守英州，受赃七十余万，帝以岭表初平，欲惩掊克之吏，特诏弃市。而南郊大赦，十恶⑧故劫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赃其一也。”天圣以后，士大夫皆知饬簠簋⑩而厉廉隅，盖上有以勤之矣。《石林燕语》：“熙宁中，苏子容判审刑院，知金州张仲宣坐枉赃法，论当死。故事，命官以赃论死，皆贷命杖脊，黥配海岛。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杀则杀。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无辱多士乎？’乃诏免黥杖，止流岭外。自是途为例。”然惩贪之法，亦渐以宽矣。于文定慎行谓：“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世。败军之将，可以不死；赃吏巨万，仅得罢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轻重胥失之矣。”盖自永乐时赃吏谪令戍边，宣德中，改为运砖纳米赎罪，浸至于宽，而不复究前朝之法也。宣德中，都御史刘观坐受赃数千金论斩。上曰：“刑不上大夫。观虽不善，朕终不忍加刑。”命遣戍辽东。正统初，遂多特旨曲宥。呜呼！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谓大臣者，皆刀笔筐箧之徒，毛举细故，以当天下之务，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梦琐言》：“后唐明宗尤恶墨吏。邓州留后陶玘，为内乡令成归仁所论，税外科配，贬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赦，长流绥州。亳州刺史李邺，以赃秽赐自尽。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珣旧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亲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无私，岂可徇亲？’”“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权贵，监仓犯赃，侍卫使张从宾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并戮之。”以是在五代中，号为小康之世。
《册府元龟》载：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县令李商，为百姓告陈不公，大理寺断止赎铜。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大理定罪，备引格条。然亦事有所未图，理有所未尽。古之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承，溥天无事，人皆知禁，刑遂从轻。丧乱以来，廉耻者少。朕一临寰海，四换星灰，常宣无外之风，每革从前之弊，惟期不滥，皆守无私。李商不务养民，专谋润己。初闻告不公之事件，决彼状头，又为夺有主之庄田，挞其本户。国家给州县篆印，只为行遣公文，而乃将印历下乡，从人户取物。据兹行事，何以当官？宜夺历任官，杖杀。”读此敕文，明宗可谓得轻重之权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没剌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贫穷而为盗贼，盖不得已；三品职官，以赃至死，愚亦甚矣。其诸子皆可除名。”夫以赃吏而锢及其子，似非恶恶止其身之义。然贫人败类，其子必无廉清。则世宗之诏，亦未为过。《汉书》言：“李固、杜乔，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诏有曰：“赃吏子孙，不得详举。”岂非汉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赃罪，轻者决杖，重者处死。”
有庸吏之贪，有才吏之贪。《唐书·牛僧孺传》：“穆宗初，为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中贵人为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贷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禄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安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故乱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贪纵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于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后汉书》称：“袁安为河南尹，政号严明，然未尝以赃罪鞫人。”此近日为宽厚之论者所持以为口实。乃余所见，数十年来，姑息之政，至于纲解纽弛，皆此言贻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朱子谓：“近世流俗，惑于阴德之论，多以纵舍有罪为仁。”此犹人主之以行赦为仁也。孙叔敖断两头蛇，而位至楚相，亦岂非阴德之报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贷赃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孙：“有犯赃者不得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孙者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