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周公作《立政》之书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又曰：“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其丁宁后人之意，可谓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于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纲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然则法禁之多，乃所以为趣亡之具，而愚暗之君犹以为未至也。杜子美诗曰：“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拟于成康之盛也。诸葛孔明开诚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无间言，以蕞尔之蜀，犹得小康。魏操、吴权任法术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无宁岁。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与子产书曰：“国将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为市，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凯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宣公十二年传解。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预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眊而不行”，语出《汉书·董仲舒传》，师古曰：“眊，不明也。”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此莫甚于有明之世，如勾军、行钞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终不善者也。
宋叶适言：“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虽然，岂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获尽，人之志不获伸，昏然俯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堕，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此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诬也。”又曰：“万里之远，呻动息，上皆知之，虽然，无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夫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下诚利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凭陵而莫御，雔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陈亮上孝宗书曰：“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艺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务，更月报为季报，以季报之数类为岁报。凡府州县，轻重狱囚，即依律断决，不须转发，果有违枉，从御史按察司纠劾。令出，天下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