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读《唐书》韦云起之疏曰：“山东人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袁术之答张沛曰：“山东人但求禄利；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窃怪其当日之风，即已异于汉时，而历数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东莱，皆汉以来大儒所生之地，今且千有余年，而无一学者见称于时，何古今之殊绝也？至其官于此者，则无不变色咋舌，称以为难治之国，谓其齐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税，二曰劫杀，三曰讦奏。而余往来山东者十余年，则见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货贿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浇且伪，盗诬其主人而奴讦其长，日趋于祸败而莫知其所终。乃余顷至东莱，主赵氏、任氏，入其门，而堂轩几榻无改于其旧；与之言，而出于经术节义者，无变其初心；问其恒产，而亦皆支撑以不至于颓落。余于是欣然有见故人之乐，而欢夫士之能自树立者，固不为习俗之所移。
任君唐臣，因出其家谱一编，属余为之序。其文自尊祖睦族，以至于急赋税、均力役，谆谆言之，岂不超出于山东之敝俗者乎？子不云乎：“得见有恒者，斯可矣。”恒者，久也，天下之久而不变者，莫若君臣父子，故为之赋税以输之，力役以奉之，此田宅之所以可久也。非其有不取，非其力不食，此货财之所以可久也。为下不乱，在丑夷不争，不叛亲，不侮贤，此邻里宗族之所以可久也。夫然，故名节以之而立，学问以之而成，忠义之人、经术之士出乎其中矣。不明乎此，于是乎饮食之事也而至于讼，讼不已而至于师，小而舞文，大而弄兵，岂非今日山东之大戒？而若任君者，为之深忧过计，而欲倡其教于一族之人，即亦不敢讳其从前之失，而为之丁宁以著于谱。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任君其师此意矣。
余行天下，见好逋者必贫，好讼者必负，少陵长，小加大，则不旋踵而祸随之。故推任君之意，以告山东之人，使有警焉，或可以止横流而息燎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