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批评自己的诗，只承认《新乐府》《秦中吟》，及其他讽谕诗是好的；他批评杜甫的诗，只承认“《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是好的。
而且他主张诗不但须含讽刺，并且要刺得鲜明，露骨；那种含蓄蕴藉的刺法，他便不取。所以他批评杜甫的诗，就只取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类彻头彻尾的句子。他自己的诗，也必定要将诗旨赤裸裸的说出，不肯用一点的含蓄。例如《新丰折臂翁》，写到“万人冢上哭呦呦”一句，本来已可终止，但他必定要把“老人言，君听取……”一段加上，藉以点明“戒边功也”的本旨。又如《隋堤柳》，到“沙草和烟朝复暮”一句，也可收梢。他却定要加上“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两句，好像非此不足以显出“悯亡国也”的本旨似的。至如《宿紫阁山北村》的结句“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与杜甫《丽人行》的结句“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一样含蓄不尽，那要算是他集中绝无仅有的作风了。
这种露骨的讽刺法，照艺术的眼光看起来，实在是一种毛病；作者的《新乐府》和其他讽刺诗，如能把这种露骨的句子除去，它们的艺术价值必定还要高得多。但是他既养成这样一种露骨的作风，在不是讽刺的诗里便得着极好的成功了。
我们晓得诗的生机大约是由两种方法构成的：一种是文字以外的境式气象（前者例如陶渊明，后者例如李白），不必黏着文字，自然能够不朽。这是上乘，虽经用别种文字翻译，也仍旧能够生存。还有一种，是须靠着文字的暗示力和装饰，一经翻译做别种文字，便须丧失大部分或竟全部的生机。我们看白居易的诗，境式和气象两者都无足取；他的文字，又是洗净铅华且并无强烈的暗示的。那末他靠什么呢？就靠能够露骨。这种骨是什么呢？简单说起来，就是诗趣。“诗趣”这个名词很难解说。举例说，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虽是韵语，却无诗趣；因为它只陈述客观的东西，而无诗人的“我”存在其中。至如：
闻虫唧唧夜绵绵，况是秋阴欲雨天；犹恐愁人暂得睡，声声移近卧床前。
虫本无知，岂有意欲人不睡？诗人不寐，夜静虫声愈明，一若移近卧床，因而捉住诗趣了。这样的诗趣，原是凡真正的诗都有的，特不过白居易的诗别的都无依傍，单靠这一点诗趣以为生机，而且他的点明诗趣，因在平易明畅的文字之中，又因他喜欢露骨的性格，所以比别的诗人格外显得明白。这就构成他的诗的特征。故他在自己所得意的讽刺诗里的毛病，正是别的诗里的好处，这大概是出于他意料之外的。
现在再举数例如下：
自嗟名利客，扰扰在人间。何事长淮水，东流亦不闲？
诗趣在哪里？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诗趣在哪里？读者执此以读白诗，思过半矣。至于他的叙事长诗，如《长恨歌》《琵琶引》等，那又须从一段一句里去寻出它的诗趣，因为在这样的长诗里，点眼的地方并不止一处。
1927年12月，东华于杭州
Δ凡 例
本书编选，以清汪立名编《白香山诗集》为据。
原集前后集及别集补遗，共收诗二千七百九十首，兹编所选，计五百四十九首，约占全集五分之一。选择标准，大抵凭编者主观的趣味，认为最精彩者录之。
集诗以编年为上，白集各诗年代，亦多可考，编年未始不可能。惟原集“讽谕”、“闲适”、“感伤”、“律诗”等类名，及“格诗”（包括古风、歌行、乐府）、“律诗”之分列，似是作者编次之本意（见《与元稹书》及《后集自序》），故是本仍依原集编次，分为前后两编（前编当长庆集，后编当后集），而各类名目，亦悉仍其旧。
白诗称“老妪能解”，似无须笺注；向来集本，亦皆无注。唯是编为便学生诵习起见，于其中典故，仍一一为之注出，以免检索之苦。至于浅陋之处，还希博学者有以匡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