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师承关系也不太清楚。司马迁说他“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但“子思门人”是哪位？缺乏进一步的说明。从中唐韩愈开始，不少儒家学者都说孟子的老师是子思，子思的老师是曾参，此说后来流传甚广，但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也有学者并不认可。根据孟子自己的说法：“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按：“本书”中凡引《孟子》语者，书名省略，仅列篇名。这里的“人”是谁？我们不知道，大概是“子思之门人”吧？而所谓“私淑”，按一般的理解，是指敬仰某人学问但未能登堂入室成为其弟子的说法。因此，孟子直接的老师是谁，至今无法断定。
孟子的生平经历，与其崇敬的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一、与孔子一样，他也长期开门授徒，即使在游历诸国时，学生们还是伴随其左右；二、与孔子一样，他也有强烈的从政愿望，希望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因此中年开始他也周游列国游说，而“仆仆于道路”的结果和孔子也差不多，没有哪位国君真正愿意接受其政治主张；三、与孔子一样，晚年时孟子也退居故里，与学生一起讨论学问。这里我简单叙述一下孟子以上三方面的情况：
孟子曾说过：“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尽心上》）孟子用先秦特有的强调句式即前后的复句，来强调从事教育之“乐”，说明他把从事教育看得比称王天下还要有价值，看来他确实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获得过很大的慰藉。由于长期从事教育，孟子的学生尽管没有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那么多，但可以想见也一定不少。如他在游历齐国时，已经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滕文公下》），这所“从”的“数百人”，都是他的学生。只是由于没有类似司马迁为孔子学生专作的《仲尼弟子列传》这种比较可信的资料，所以我们对孟子学生的情况了解不多。现在能确定的也仅有乐正子、万章、公孙丑、公都子、陈臻、充虞、咸丘蒙、陈代、彭更、屋庐子、桃应、徐辟、孟仲子等十几人，他们都见诸《孟子》书中。后世有学者在这方面做过不少研究和考证，但其结论未被学界普遍接受，而所增人数也实在有限，所以不提也罢。
大致说来，孟子是四十来岁开始其政治游历的。在此之前，他或许已有了短暂在邹从政的经历。孟子的游历，到过齐、宋、薛、鲁、滕、梁（魏）等国，期间还曾返回过邹国。孟子在各国的时间有长有短，有的仅是路过，有的则去过数次，旅居时间也较长。其中，去过次数最多、旅居时间最长的是齐国。
至于孟子游历诸国所提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主张“王道”而反对“霸道”，反复申论“仁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孟子在其游说中提出：“仁政”源于先王的“不忍人之心”，而从正经界、划井田开始，其中包括了“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等内容；他认为这可以使老百姓有一定的“恒产”（土地），能安居乐业，老人们能衣帛食肉，进而再使年青人受到道德教育；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民”具有关键意义，其地位高于国家，更高于君王，所以君王必须能保民、安民、养民和惠民；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即使是弱国、小国，国君即使是好勇、好贷、好色之徒，即使用木棒为武器，也可以打败秦、楚这种有“坚甲利兵”的强国、大国；就可以使其军队成为“王者之师”，别国的人民就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孟子在诸国颇受各国君主的优礼，明显要比当年的孔子来得幸运，这与当时各国普遍有“礼贤下士”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孟子在游说那些诸侯时，常常慷慨陈词，咄咄逼人，摆出一副“说大人则藐之”的架势，经常弄得那些国君狼狈不堪，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但当时的君主都是一些讲求实际功利的人，他们都崇尚霸道，大国热衷于如何攻伐、兼并，小国则关心如何在夹缝中搞平衡、求生存。所以孟子那些陈意甚高的政治理想，在这些国君眼里就不能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就如司马迁所说的：“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因此，孟子游说的结局也和孔子一样——到处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