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堉是焦作沁阳市人，字伯勤，号句曲山人，青年时自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又称“端靖世子”，是明代著名的律学家，有“律圣”之称，还是历学家、数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他是明太祖朱元璋八世孙、郑藩王嫡世子，朱载堉的父亲郑恭王朱厚烷能书善文，精通音律乐谱，载堉自幼深受影响，喜欢音乐、数学，聪明过人。朱载堉从小对音乐有特殊的敏感。据说，载堉刚出生时，常常在夜间哭闹，哄又哄不住，打又打不得，弄得恭王、王妃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茶饭不香，坐卧不宁。一天晚上，正是月明的时候，恭王满心烦躁，顺手拿过一支箫，坐在窗下吹。不想月夜人静，箫声婉转悠扬，载堉听到箫声，竟然停止了哭闹。这种意外情景，使夫妻二人又惊又喜。以后每到他哭闹时，便给他吹箫，使他在襁褓中受到了音乐的熏陶。谁知他停止哭闹以后，又着了魔似的爱玩洞箫，一天到晚箫不离手，连睡觉时也抱着洞箫。
朱载堉虽然贵为郑藩王子，但他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这与他父亲朱厚烷的经历有关。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的某一天，住在怀庆城（今河南沁阳）的人们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在朴实无华的郑王王宫外面，一间小土屋“拔地而起”——这间小土屋既不是猪圈也不是鸡舍，住在里面的竟是郑王的世子——朱载堉。世子为什么不住在宫殿里，而偏要待在这间小土屋里呢？
不久人们便知道了事情的缘由。原来，世子的父亲——郑王朱厚烷，是明朝历史上一个比较正直廉洁的藩王，《明史》说他“自少至老，布衣蔬食”，但他犯了圣怒，被嘉靖皇帝治罪并发往中都凤阳软禁。而朱载堉认为，父王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只是没有像其他藩王那样投皇帝的所好，而是上书规劝皇帝要修德讲学，不要大兴土木，更不要相信神仙。这是一名臣子应该做的事情，皇上怎么能轻信谗言将父王治罪呢？但是，身为皇室成员，朱载堉既痛恨又无法发泄，无奈之中他找到了这样一个颇似现代“不抵抗主义”的法子，而且发誓，父王一天不归，他一日不回宫。就这样，他在那间小土屋里一住就是19年，潜心于天文、历算、乐律和音乐艺术的研究，一直到他父亲得到昭雪、复爵、还邸，他自己也恢复了世子冠带时，才肯回到王宫之中。
这以后，朱载堉仍然寻师访友，和音乐艺人、乐工、学者们相互探讨艺术和学术，专心于著述，写下了《瑟谱》《律历融通》《律学新说》《算学新书》《操缦古乐谱》等涉及各个领域的著作。他把自己的王位继承权放在脑后。自朱厚烷去世后，他更是连续七次上疏，要求把王位让给曾经与他父亲结仇的另外的王室后人，并且因此得到“让国高风”的褒奖。老百姓知道他的让国事迹，却在民间传说中称他为“郑王”，实在是他的气魄在人民的心目中升腾而成无冕之王。让爵之后，他自称道人，迁居怀庆府，潜心著书，过着纯粹学者生活。在太行山脚下一带，朱载堉留下了“布衣王爷”的美誉。在明朝三百多个王爷中，他是唯一让出王位的人。在他的生活中曾经有这样一组写照：“纸糊窗，竹做榻，挂一幅单条画，种几枝得意花，生前有一院，死后有一丘足矣。”
朱载堉对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十二平均律”。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十二平均律”是无处不在的，比如我们的音乐、唱歌都存在着“十二平均律”。我们拿电子琴来做个比较，在一个八度里面，有七个白键，五个黑键，这十二个键有十二个名字，就叫“十二律”。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使这十二个键的每相邻两键音律的增幅或减幅相等。对这个音乐领域遗留了1000多年的学术难题，朱载堉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终于以他的“十二平均律”之说解决了。“十二平均律”一经出现，世界上有十分之八九的乐器发音和理论标准都是参照“十二平均律”，在“十二平均律”的基础上完成的，它被今天的西方普遍认为是“标准调音”、“标准的西方音律”。比如说被称为“乐器之王”的钢琴，就是依据“十二平均律”的原理发明的。17世纪，朱载堉研究出的“十二平均律”的关键数据——“根号2开十二次方”被传教士带到了西方，巴赫根据它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钢琴。如果把巴赫称为钢琴之父的话，朱载堉便可以称为钢琴之祖了。如果没有“十二平均律”，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就没法演唱，因为此曲里面有转两个八度的音。此理论被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上，包括钢琴，故朱载堉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我国著名的律学专家黄翔鹏先生说：“‘十二平均律’不是一个单项的科研成果，而是涉及古代计量科学、数学、物理学中的音乐声学，纵贯中国乐律学史，旁及天文历算并密切相关于音乐艺术实践的、博大精深的成果。”“十二平均律”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