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儿子？怎么可能呢？他们只会‘过家家’。”
“你说对了！就靠这‘过家家’。”毕昇笑着说，“去年清明前，我带着妻儿回乡祭祖。有一天，两个儿子玩过家家，用泥做成了锅、碗、桌、椅、猪、人，随心所欲地排来排去。我的眼前忽然一亮，当时我就想，我何不也来玩过家家？用泥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文章吗？哈哈！这不是儿子教我的吗？”
师弟们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这过家家，谁家孩子都玩过，师兄们都看过，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发明了活字印刷呢？”还是那位小师弟问道。
好一会，师傅开了口：“在你们师兄弟中，毕昇最有心。他早就在琢磨提高工效的新方法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哦！”师兄弟们茅塞顿开。
随着社会生产的逐渐进步，后人出于对文化发展的需要，尝试着不断改进毕昇的活字印刷术。
宋人周必大（公元1129-1204年）曾被封为济国公，老年时从沈括那里学来了毕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他也做了一点小改动，把铁板改为铜板。铜板比铁板传热性好，易使粘药熔化，但铜板比铁板价格贵。元代的姚枢（公元1201年-1278年）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杨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不过，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昇原有技术。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饶州推官，集磁户，造青磁《易经》一部。所谓青磁（活字）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烧成的陶活字。公元1718年，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制成陶活字，印《周易说略》。他将泥土煅烧后制成活字用以排版印书，采用的仍然是毕昇用过的方法。
19世纪安徽泾县的翟金生，因读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述的毕昇泥活字技术，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书的想法。他费时30年，制泥活字10万多个，公元1844年印成了《泥版试印初编》。此后，他又印了许多书。20世纪60—70年代在泾县还发现了翟金生当年所制的泥活字数千枚。这些活字有大小五种型号。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毕昇的发明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对泥活字可行性的怀疑。公元1962年，发现了安徽徽州的翟氏泥活字模。
与杨古同时代的王祯（公元1271-1368年）创制了木活字。王祯是山东东平人，是一位农学家，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王祯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这本书内。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万多个，于元成宗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100部，可见效率之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王祯在印刷技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发明了转轮排字盘。用轻质木材做成一个大轮盘，直径约七尺，轮轴高三尺，轮盘装在轮轴上可以自由转动。把木活字按古代韵书的分类法，分别放入盘内的一个个格子里。他做了两副这样的大轮盘，排字工人坐在两副轮盘之间，转动轮盘即可找字，这就是王祯所说的“以字就人，按韵取字”。这样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体力劳动。这是排字技术上的一个创举。元代木活字印本书虽已失传，但当时维吾尔文的木活字则有几百个流传下来。
明代木活字本较多，多采用宋元传统技术。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的《唐诗类苑》《世庙识余录》、嘉靖年间（约公元1515-1530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在清代，木活字技术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空前的发展。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印制该书共刻成大小枣木木活字253500个。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用金属材料制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个发展方向。在王祯以前，已有人用锡做活字。但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难于推广。公元15、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铜活字印刷在清代进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数量达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了，估计用铜活字达100万—200万个。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为中国文化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