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近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同时，也造就了许许多多克己奉公、行正戒邪的“清官廉吏”。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们或是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利剑；或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化身；或是犯颜直谏、为民请命的偶像。
《三国演义》中的蜀国丞相诸葛亮，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干工作，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讲谋略，战无不胜，无所不能；尽忠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中国老百姓中是知名度最高的历史人物之一。据说，在唐太宗李世民眼中，诸葛亮却比不上魏徵。唐太宗曾问群臣：“魏徵与诸葛亮相比，谁贤？”有大臣回答说：“诸葛亮有将相之才，魏徵比不上。”唐太宗却说：“徵蹈覆仁义，以弼朕躬，欲致尧、舜，虽亮无以抗。”意思是说，魏徵文韬武略，用仁义礼节辅助我治理国家，欲使我拥有尧帝和舜帝一样的圣名，即使是诸葛亮也无法与之相比。
魏徵作为唐王朝贞观时期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忠于职守，为了唐王朝的长治久安，犯颜劝谏唐太宗李世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民为邦本，本固国宁”、“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凡200余事，悉被接纳。其中，《谏太宗十思疏》和《十渐不克终疏》文辞犀利，哲理深刻，集中体现了魏徵的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多得的一块瑰宝。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其一，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魏徵认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作为一个担负国家重任的人君，如果不未雨绸缪，没有长远打算，缺乏美德，不是理智地战胜一切贪欲，克勤克俭办一切事情，那就等于“伐根以求木茂，塞源以欲流长”，是极其危险的。
其二，“怨不在大，可畏唯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魏徵认为，过去许多国君，在创业时都能兢兢业业，谨慎行事，一旦大功告成之后，就放情纵欲，傲视他人，视兄弟如过路之人，用严刑峻法和盛怒盛气去对付下属。这样，下属表面上恭恭敬敬，心里却很不服气。因此，魏徵严肃地指出，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在于人心的背离。水能载船也能翻船，应该高度谨慎。如果用腐朽的缰绳去驾驭奔驰的车马，其危险难道不是可想而知的吗？
其三，以“十思”为自检。“十思”的原文为：“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思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魏徵认为：作为统治百姓的一国人君，当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就要想到知足而警惕自己；将要兴土木营建工程而动用人力物力时，一定要适可而止以安定百姓；想到自己位高权重而不可一世时，应该谦虚和蔼而加强自身道德的修养；如果害怕因自满而会带来损害时，就要想到大江大海能够容纳千河百川的度量；当陶醉于游山玩水和出围打猎时，就要想到古代帝王一年中只准三次出游打猎的规定；担心自己懒惰懈怠时，就要想到办事必须善始善终的道理；忧虑情况不明而踌躇不决时，就要虚心采纳下属群僚的意见；当有些谗言和邪念影响自己时，就应该端正自身而斥退这些不好的东西；当要对臣下进行奖赏时，就要想到是否因自己一时高兴而滥赏；当要处罚臣下时，也要想想自己是否因盛怒之下而胡乱惩治他人。魏徵指出：经常进行“十思”，是为了发扬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等九种美德，选拔贤能，择善而从，使有才华的人竭尽智谋，有勇猛的人竭尽武力，有仁德的人竭尽慈惠，有信义的人竭尽忠诚。
唐太宗阅览这份疏谏以后，对于魏徵的真诚十分感动。他特意写了一份诏书给魏徵，表示自己的态度说：“希望你不要怕冒犯我，继续毫不隐讳地直言得失，我一定要虚怀若谷，冷静自己的心态，恭敬地等待着你的善言。”后来，唐太宗每当谈及魏徵时，就感触万分地说：“贞观以前，（房）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就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徵而已。”